刘开渠：“人生是可以雕塑的”

刘开渠与本文作者合影

刘开渠先生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中国现代雕塑事业、中国现代美术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美术界优秀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人民艺术家、雕塑艺术大师，著名的美术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时逢刘开渠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在北京和他的家乡等地有关部门相继举办相关活动，纪念他在中国现代雕塑艺术史上的贡献。

1920年，刘开渠考入国立北平美术学校，1923年升入大学部。1925年为孙中山追悼会现场画巨幅遗像。在刘开渠的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当属蔡元培先生。1928年初，受蔡元培之命，与林风眠等赴杭州为国立艺术院选址并参与筹建，同年，国立艺术院成立，任助教兼图书馆馆长。1928年秋，刘开渠在蔡元培的鼎力支持下赴法留学，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雕塑系，他积极奉行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用心钻研雕塑艺术。1933年夏，刘开渠从法国学成回国，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他就向蔡元培汇报了自己在巴黎的学习情况。蔡元培听后说：“你能回来为中国雕塑工作，这是很好的。从发展上看，雕塑没有绘画那样兴旺，希望今后你为雕塑开创一条新路子，担负起雕塑教育工作，造就更多人才。”同在现场的鲁迅先生也高兴地说：“过去中国的雕塑只做菩萨，现在该轮到做人像了。”两位前辈的话，刘开渠始终铭记在心。在蔡元培、鲁迅的精神感召下，面对着极其艰苦的创作条件，开始为发展中国的雕塑事业努力奋斗。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徐悲鸿先生就曾著文盛赞：“把西方雕刻艺术引进中国，表现现实生活，刘开渠实为第一人。”刘开渠，一如他的名字，为中国雕塑的繁荣和发展做了许多有“开渠”意义的工作。刘开渠的创作是和中国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全名《陆军第八十八师淞沪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塔之雕像》）（1934年）是中国第一座抗战纪念碑作品；《川军出征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又名《无名英雄纪念碑》，1944年立于成都）代表其艺术成就最高雕塑作品；浮雕《农工之家》（1945年）是中国第一件反映农工生活的雕塑作品；人民英雄纪念碑大型浮雕《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等雕塑，不愧为歌颂中国革命历史和劳动人民的交响乐章。塑造领袖的《马克思恩格斯浮雕像》（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封面，自1956年出版以来，历次出版印刷总数超过1500万册）、《毛泽东浮雕》（用于《毛泽东选集》封面）、《周恩来浮雕像》（用于《周恩来选集》封面）以及塑造中国文化名人的《杜甫像》《鲁迅像》《蔡元培像》《李劫人像》《叶恭绰像》《剪伯赞像》《萧友梅像》《梅兰芳像》等深深寄托着艺术性达到高度统一的、深受群众喜爱的雕塑作品，在中国现代美术史占有重要位置。

我与刘老相差六十多岁，堪称忘年交。在我的印象中，无论做什么事，刘老都仔细、认真。一次我请刘老题字，他当即挥毫，马上就要钤印了，他却对我说：“这张写得不好，我再给你写一张吧，下次来时给你。”平日里，刘老爱在旧报纸上练字，我常看他聚精会神伏案临帖，他的勤奋，让人难以置信。

那些年，我为刘老刻过几方名章，有的还成为他的常用印，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鞭策。受宠若惊之余，我又仔细检视自己的印作，发现不少缺憾，这促使我在日后的创作中更加精益求精。

刘老对后辈的鼓励与提携，就这样贯穿于每个细微的举动。记得我在帮刘老整理书柜时，看到一册张大千线描敦煌画册，扉页上有张大千的签名钤印。我被书中的灵动线条深深吸引，认为会对我的篆刻有所启发，便向刘老提出借阅数日，他慨然应允。事后每每想起，总感觉自己有些冒失。身为美术界的前辈和权威，慕名到刘老家求教者络绎不绝，刘老不顾年老体迈，无论远近亲疏，均予以悉心指导。每当客人告辞时，他总是起身相送，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

一次，我去刘老府上帮忙整理书籍，一摞摞的图书使我目不暇接，引起我注意的是：在一些书上有刘老划的重点号和写的批注。在一本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正书局印刷出版的《汉国》（共两册）一书第一集下卷的空白处用毛笔题写道：“中国雕塑绘画至汉而唐，其境以生活为渊源，其形简洁、概括、有力，极为生动感人，至今不失其魅力，唐以后，宋代开始，以仿古为尚，及封建社会愈为加强之反映，以复古为目的，在士大夫画的所谓‘先师古人后师造化’，千年的绘画实践，证明其是复古，而毫无创造，是到底的复古，封建社会的思想与做法为封建统治服务，害得中国千年停步不前，殊可悲也。新中国成立后，复有不少人作此主张并发表文章于各杂志，不仅可悲而且可怜。那种借传统以维护奴隶、封建思想、封建制度的人不管其是自觉与不自觉，实为二十世纪的罪人。他们应受到历史的批判。刘开渠阅此汉画砖，想到今日的画界和所谓文艺理论，乃记于此。对否？后人评之。一九八零年四月二十七日于北京。”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刘老在北京美术学校学习的时候就一再发表文章，反对艺术上的因循守旧，主张从新的生活中发现新的事物、新的形象、新的生命，用新的形式创造新的艺术。一次，我与老人谈话中，老人说道：“直到现在还有画家以复古为能事，另外，现在的人画古人的多，画现代人的少。艺术贵在创新，否则就会停止发展，甚至倒退。”刘老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百看不厌，回味无穷。

郁达夫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对刘老生动形象描述道：“我私自猜度猜度他的个性，估量估量他的体格，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学洋画还不如去学雕刻；若教他提锥运凿，大刀阔斧地运用他的全身体力和脑力，成就一定好要比捏了彩笔，在画布上涂涂，来得更大。”刘老曾对我说：“雕塑不像书画为历代所重视，文人雅士爱好琴棋书画，画得好可以封高官，没有喜好雕塑的，认为是匠人所为，把搞雕塑的民间艺术称作‘塑泥菩萨的’。其实，雕塑要比书画难得的多，书画的题材可以重复，而雕塑题材却不能重复。另外，书画的创作时间也快，而雕塑需要长时间，还要登梯爬高，消耗体力大，一件作品也许要存世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它的创作必须严谨，一丝不苟。雕塑最能反映社会，秦始皇兵马俑就是最好的例子。”老人说自己是重体力劳动者。历代都把雕塑当作供奉神、陪葬或墓道上的翁仲看待，在各个时期的美术史和美术论著中，谈到雕塑艺术的寥寥无几。刘老正是有此感，而一生致力于我国雕塑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在七十年的雕塑生涯中，刘开渠将西方的雕塑观念与我国的传统精神相融汇，努力表现和讴歌我国人民的革命业绩和英雄气概，反映生活，他把心血、汗水、理想、希望都凝聚在雕像上，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在雕塑上的抒情性与造型性特征的和谐统一于严谨的朴素、洗练、含蓄、细腻的风格之中，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

《杜甫像》（1960年创作于北京）

时光悄无声息地走过。1993年6月26日，《北京晚报》在头版刊登了“一代美术宗师刘开渠逝世”的消息。我不敢相信，因为在6月17日“中国美术馆建馆三十周年馆藏精品特展”的开幕式上，我还见到了刘老，当时他很忙，我没有上前打招呼，想过些日子再去府上拜访。可谁能想到，这是我与刘老见的最后一面。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萦念着美术馆事业的发展，谆谆嘱托一定要加紧努力把画库建成。做了三十年中国美术馆的馆长，为别人举办过无数展览，正当有关部门筹备刘老的展览，以庆祝他九十寿辰时，他却溘然长逝了。

刘老曾动情地对我说：“戏剧界有京剧院、话剧院、歌剧院、舞剧院、评剧院等，美术界有画院，就是没有一个中国雕塑院！”我想，有一天，刘老这一梦寐以求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孙中山像》（1944年创作于成都）

多年后，我到成都游览，在杜甫草堂看到刘老于1960年创作的“诗圣”杜甫在秋风中吟诗的雕塑，又在春熙路看到了刘老于1944年创作的《孙中山先生坐像》——孙中山先生身着长袍，坐在镶有梅花图案的明式椅上，上身略向前倾，右手放在扶手上，左手握着《建国大纲》凝思。昔日与刘老交往的点滴，不禁涌上心头……

刘老曾说：“我愿以我走过的全部道路证明一句话：人生是可以雕塑的。”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与艺术相伴八十载春秋，刘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回答！他不仅通过“雕塑为人生而艺术”的具体实践，为时代塑造丰碑，他自己也成为中国雕塑史上的丰碑。

图/鄂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