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岁的咸亨酒店

作者简介：

黄乔生，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原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

一

今年6月和8月，我两次到绍兴，都住在鲁迅故里的咸亨酒店，见到了酒店的老板宋金才先生，得知酒店正在筹备建店130周年庆典。

130年前周家族人开设的只经营绍酒和小菜的咸亨酒店，现在按鲁迅作品描述再现部分场景。据鲁迅二弟回忆，酒店“有双间店面，坐南朝北，正对着鲁迅故家新台门的大门”，当时请一个伙计一个徒弟照管，但不到两年就关门了。时间大致在光绪甲午、乙未，即1894或1895年。1894年爆发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国人对割地赔款的耻辱记忆清晰。也就是在那一年，鲁迅的父亲对妻子说：“我们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将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留学。”

1982年的咸亨酒店

咸亨酒店大堂风格体现出鲁迅故乡的文化气息。楼宇之间有小桥，乌篷船，营造出水乡氛围；房间的家具摆设和装饰，颇多鲁迅元素。我以前曾来酒店参加学术会议等活动，对庭院式的江南民居结构印象深刻。酒店的几幢楼骑河分布，从大堂到后面客房需要穿过廊桥，上下要换两次电梯。虽然好几年没有来过，这个特点我还记得。因为过桥，我脑海中突然起了一个念头。今年初，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呐喊〉评注》（线装版名《〈呐喊〉笺注》）。因为对绍兴的人文地理、民情风俗了解不深，有疑问的时候，我会向当地朋友请教。虽然如此，因为对方言乡音把握不准，缺失和疏漏仍有不免。如咸亨酒店的“咸”字，我在注释《孔乙己》等作品的时候，没有拆开来解说，更没有想到与周边地理环境联系起来。

这次，当我走过廊桥时，突然想到：咸亨酒店开在咸欢河边，酒店名称的第一个字莫非取自河道名称？

如果有机会修改我的注释，我想加上这样一个推测：130年前，周家几位族人商量合伙开一家酒店，掌柜由周椒生的次子周仲翔担任。椒生是光绪二年丙子（1876）举人，仲翔也是秀才。酒店命名自然由周椒生担负或者父子一起商量。他们一开始的想法可能很简单：“北临咸欢河，就叫‘咸欢酒店’吧！”但也许觉得店名应该显得有学问而典雅，便从古代典籍中找依据了。这自然也不难，《易经》的《坤卦》中有“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这么一转音，咸欢酒店成了“咸亨酒店”。这卦辞刻印在酒店很多位置。客人一踏上走廊，就能看见地毯上的卦辞排成长条一直延伸下去。

《孔乙己》开头写道：“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我在注释中没有详细交代鲁迅本人生活经历与小说中人物形象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可以确定的是，1894年酒店开业时，鲁迅正与小学徒年龄相当。因为这种家族小店雇佣的一般都是亲友，他也许跟小学徒很熟悉。

鲁迅兄弟到南京新式学堂学习，得到担任汉文教习的周椒生的关照，但他们后来写回忆文章，对这位叔祖似乎不大恭敬。鲁迅的《琐记》把他写成反对变法、痛骂新党而不让侄孙看《天演论》之类书籍的保守派形象。侄孙辈佩服康、梁，怨恨朝廷，对他的教训不以为然，连带着贬低他“只能做八股，或者比一般秀才高一点，至于文章与学问还是几乎谈不到的”，透露出青年一辈在新学兴起后张扬新文化而反对旧学的倾向。实际上，中举还是需要有相当学问的，最起码熟读了经书。

至少可以说，周椒生的命名水平不低。鲁迅的小叔周伯升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时，因为就读的是军事学校，椒生觉得走的不是读书人的正路，就为他改名“周文治”，对应的是“武功”，看来周椒生觉得孩子们虽然上的是军校，也还是文一些好。鲁迅进校的时候，他照此办理，将周樟寿改为“周树人”，取“百年树人”之意。

我的注释也有一些得意的地方，如关于酒量。当时卖酒的量器是窜筒，一窜筒称一提，倒出来是两浅碗。鲁迅二弟说，当地人吃黄酒“起码两浅碗，即是一提”，“若是上酒店去只吃一碗，那便不大够资格，实际上大众也都有相当的酒量，平常少吃还是为了经济关系，大抵至少吃下两碗是不成问题的。”孔乙己第一次到店里买酒说的是：“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看来是一种“套餐”。后来手中没钱，只好赊账。最后一次到店，有了残疾，用现钱只要了一碗酒。

我翻看酒店客房书桌上的书籍。有几本鲁迅作品，大抵是小说选之类，看《孔乙己》等篇什，注释得并不详细。那么，我新出的详注本，或者能为读者增多一些认识途径。

老店里曲尺形柜台应该是游客（读者）最感兴趣的地方。游客在这里叫几个菜下酒，在门口与孔乙己的雕像合影留念，是一个旅游“套餐”。

咸亨酒店既是周家家族生意，应该也是周氏兄弟常去购物之处。咸亨酒店只开了两年就告停业，80多年后又以旧名重张。为什么停业？周氏族人无所交代。我尝试找了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样子太傻”的小徒弟或小伙计，因为手脚不够麻利，不会“做手脚”即往酒中羼水，影响了生意。《孔乙己》中写短衣帮顾客要亲自查看窜筒底里有没有水，实行严格监督。窜筒和形似古代酒盏的高脚浅碗，已经是古董了，咸亨酒店应该还有保存吧，或者要到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另一个原因，用今天的说法是家族企业问题。这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所雇人员是亲戚，碍于情面不能实行奖惩。《孔乙己》中不会羼水的小学徒，“因为荐头的面子大，不好辞退”，改做专管温酒的差事，等于产生了半个冗员，增加了运营成本。另一个是赊账。赊账是旧时经济活动的一种常态。便是不被人瞧得起的孔乙己也有赊账的资格，最后欠酒店十九个钱。孔乙己尚且如此，其他人特别是本家族中人，赊欠想来更是家常便饭。

此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二

酒店的图书中，还有一本《店王》，写咸亨酒店发展史，也是酒店老板的传记。

下午开完会，朋友说，明天上午我们有点时间，你正好住在咸亨酒店，可以与酒店的老板宋金才先生见个面。这倒是我很愿意的。多年前，记得是与一位丹麦的安徒生博物馆的馆长一起举办活动，在酒店举办的宴会上见过宋先生。我最近编纂鲁迅年谱、撰写鲁迅传记，深感绍兴部分的薄弱，很多亲友的回忆中讲了生动的故事，但总觉得还不完整。鲁迅的成长经历，亲友们的情况，总起来说就是鲁迅从绍兴这个文化土壤中得到的滋养，应该尽可能构成完整的图景。当天下午的会上，我提出在绍兴有一个“元鲁迅”，是起点和原点，至于他后来到水师、陆师学堂求学，到东洋留学，固然接受了新的思想观念，但无不是带着“元”和“原”的底盘去接纳和熔铸。我在注释鲁迅文学作品的时候发现，整个文化背景中一再显示出绍兴元素。

从《店王》中，我还了解到酒店的历史：如何创始，如何恢复，如何在艰难的处境下进行股份制改造，如何扩大生产，堪称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餐饮业发展的一个典范案例。至于说店庆130周年，略有可议之处，毕竟中间有80多年没有店面。但考虑到中国现代很多大学名称改了又改，地点变了又变，却仍把百年、百廿校庆办得不亦乐乎，那么，从来没有变更店名和地址的咸亨酒店将建店史从头说起也就无可厚非了。

第二天上午，我拜会了宋金才先生。年过古稀的他，身体瘦小，神态清朗，透出一种沉稳和精干。他给我们介绍了酒店的近况，说最近几年生意有些收缩，特别是其他城市的门店受影响比较大，如北京原有好几家，现在只保留了一家。还好，绍兴鲁迅故里的这一家作为老店，生意恢复比较快。无疑，这借助了鲁迅的影响力。

在鲁迅文化商业品牌中，咸亨酒店是比较早的一个。大家意识到鲁迅文学形象的价值，孔乙己、甚至阿Q也都有旅游品牌，将鲁迅文学的商品效用开发殆尽。但最成功的，还是咸亨酒店对孔乙己的开发，是文学商业化品牌的典范。其关键在于咸亨酒店有文学和现实双重品格，两者具有一致性。

宋先生告诉我，这家公司现在完全归宋家所有，依照股份制上市企业经营，已经步入良性循环，自己只在大方向上给予指导，例如扩大经营范围等决策。而且公司已经多种经营，不只是酒店业务，与只是茴香豆和老酒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了。

宋先生青年时代当过兵，因为脚部受伤做过两次手术。转业后到乡镇供销社工作。我特别感兴趣他在基层供销社工作的经验。

供销社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流通的载体，我小时候中原地区农村人们称之为“合作社”，合起来的全称是“供销合作社”。虽然这种体制与现在的市场经济差距不小，但其实也有相通的地方，都是商业行为，是物资分配。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做到有限度的“品物咸与”，可以说是宋金才先生后来经营咸亨酒店的商业实习。那时候农业生产，如春耕备耕、育秧、“战三夏”等，都要通过开现场会树立典型，推广先进经验。开会，就是聚人，就要吃饭。几十人上百人，要资金和各种票证，筹措安排，是很需要组织能力的。后来咸亨酒店阔大的餐厅里几百人同时用餐的场面，早已在他当供销社主任组织“流动食堂”时预演过了。

当然，吃饭是基本消费，还有更多生产、生活物资需要调配，如永久牌和凤凰牌的自行车、三五牌的闹钟、红灯牌的收音机等。就拿自行车票来说，他当时工作的那个区有十来万人，只拿到二百多张票。如何满足各方需求，适当分配，宋金才先生在经营权和行政权的平衡中也得到了历练。

上世纪80年代初，为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咸亨酒店重张开业，从原来的背靠张马河面对咸欢河，改为背靠咸欢河面对张马河。酒店先由城关镇商管办管辖，后来归属工贸局商业科下属的综合商业公司，体制总是不顺，员工积极性不高，生意越做越黯淡。1990年，宋金才被任命为咸亨酒店总经理，不久，改革开放加速，进入大发展时代。宋金才先生成功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他抓住了机遇，寻找到企业的文化之根：咸亨酒店固然是一家商号，但同时也是文化企业。咸亨酒店不仅仅是一种物品，还藏着一种“品物”理念，在一个文学场域中，在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品牌。

有一个时期，鲁迅文化品牌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商家纷纷拿鲁迅作品的人物形象开发产品。中国入世前后，宋金才抓住商标法修改颁布的机遇，申请到“咸亨”商标，成为全国申请服务商标的前10名，浙江省唯一。从此，1894年开始使用，至1981年重启的“咸亨”名称才确定了归属。

三

8月，我因为开会再到绍兴，仍住咸亨酒店，因为会场就在绍兴鲁迅纪念馆。

咸欢河北的客房正在维修，廊桥上的通道加了围挡。因为上次的谈话和书上的介绍，我注意到，大堂东侧的一个售货柜台，摆成展览的式样，题头设计颇有些供销社风味。导语是：“有一种幸福叫‘小时候’。小时候总盼着快点长大，长大后总想回到小时候。”台面上摆设的物品琳琅满目，录音机，收音机，小尺寸的黑白电视机，墙上的奖状，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挎包，还有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学雷锋的招贴画自然少不了。旁边高高矗立一个邮筒，给回忆增添一抹绿色。从60年代到90年代的人都能从中唤起“小时候”记忆。

有了“元鲁迅”，就应该有“元咸亨酒店”，就是要尽可能恢复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的原貌，既满足读者求真愿望，也为他们发挥文学想象力提供场景。

孔乙己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是咸亨酒店的核心竞争力，虽然孔乙己是一位可怜的落魄书生。

“咸享”二字选自《易经·坤卦》

站在酒店大堂门口，往东看去，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孔乙己雕像的背影。雕像表现的是他蘸酒写茴字的姿势。很多人在雕像前留影，与孔乙己共情者代不乏人，在可怜、可恨之外，孔乙己颇有些可爱了。

我注释《孔乙己》，引用了一个过去不大被人注意的情节，原来鲁迅二弟曾穿长衫到市场买菜！祖父周福清出狱回家，对后辈办事诸般不满，对家务也胡乱指挥。他让孙子去买菜，却不许他穿短衣而必须穿长衫——因为是读书人。于是，孙子成了提篮子买菜队伍中唯一穿长衫的人，每天早起带几个装菜的“苗篮”，在鱼摊菜担间讨价还价。二里左右的路，夏天热得满身汗，别人都是短衣，只有自己穿白色夏布长衫，情何以堪！这情节与鲁迅作品中那句“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若合符契。

孔乙己成为遭遇知识贬值的读书人的一种象征符号。我有一位日本朋友，埼玉县女子大学的宫泽教授，研究领域是英美出使中、日外交官，但对鲁迅十分钦敬，在所在的大学和社区讲鲁迅，自称“日本孔乙己”。鲁迅在东京“伍舍”居住期间养过一种花叫朝颜，早开夕落，让人们感念生命短暂，韶华易逝。鲁迅后来写系列回忆文章，本来所拟总题是“旧事重提”，成书时改成诗意的《朝花夕拾》，我告诉他书名可能取自《楚辞》“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他却坚持认为鲁迅是有感于朝颜的命运。有一年，我陪他到绍兴做“朝颜行”，中午在咸亨酒店与当地朋友聚会，与孔乙己雕像合影，让他激动不已，多喝了三五碗，以至于下午的兰亭见学活动不能成行。后来见面与通信，他总说还欠十九个钱呢。

咸亨酒店水苑

如今，文创的理念深入人心，产品丰富多样。而博物馆、纪念馆的展览、教育活动、研学项目是大文创，咸亨酒店何尝不是一件大型文创产品？鲁迅故里的酒店，兼有展示、会议、休闲娱乐等功能，举办展览、研学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未来故里扩大，还会有更多的文创项目，会有更多顺应时代需要、符合观众口味的好创意。

四

初看《店王》，觉得书名有点夸张，后来才知道这也是不通当地方言习俗之一例。在绍兴方言中，“店王”这个词很普通，相当于北方的“我家老爷子”“我们老掌柜”，即便家里不开店，谈论自己父亲时也可以说“我们家老店王”。在生意场上，店王自然就是掌柜或店主。咸亨酒店的第一任店王是周仲翔，宋金才先生将小店变成大店，扩张出连锁店，称“店王”实至名归。

但宋金才先生说：“咸亨酒店的店王，永远是鲁迅。”

宋金才先生善于利用文化的力量，敏锐地意识到鲁迅文学的品牌效应，他聘请剧团来演出，拍摄电视剧，请顶尖的设计师设计酒店内装饰。鲁迅文化主题酒店得天时——40多年的改革开放大趋势；得地利——在鲁迅故里；得人和——以鲁迅为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店王”。

既然是鲁迅文化主题酒店，住宿聚会宴饮的所在，有必要展示和活化绍兴菜。2022年，“绍兴菜博物馆”前期工作已经启动。宋先生告诉我，他接手酒店伊始，咸亨酒店的菜品没有特色，但生意不错，因为游客多，做粤菜和川菜照样盈利。但绍兴特色不明显总是一大缺憾。咸亨酒店在鲁迅与家乡菜的开发方面做过很多尝试，做出“鲁迅家宴”“咸亨宴”等，很受欢迎。对鲁迅文化中的饮食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将鲁迅作品中关于绍兴菜的描述系统整理出来，是未来绍兴菜博物馆的一大主题。

我在鲁迅纪念馆中看到过风俗展览，其中婚礼部分展出包括新娘的花轿在内的各种器具。传统礼俗存活在当今生活中，婚礼是最显著者之一。咸亨酒店有婚宴大厅，在礼仪的活态展示方面大有可为。对鲁迅而言，婚姻却是人生一厄。读者、观众对鲁迅的婚恋情况感兴趣，但大约因为包办婚姻让鲁迅深受其苦，传记对之叙述总不如对后来的恋爱叙述详赡。鲁迅1906年回乡完婚，为了让母亲满意，自始至终对各种安排没有提出异议，行礼如仪。那么，鲁迅的或者当地一般的婚礼，长达半个多月的活动，乃至前期的三书六礼，总体上昭示着姻缘的不可轻易随便聚散，是纪念馆和酒店进行多样化展示的好题材。然而，怎么展示才能更好地体现当地风情和婚俗变迁，更生动、更吸引观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