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周：用我真诚的笔，与他们对话，让他们再生

在人生行将步入老年时，我一直渴望将长久在心里进行的一场对话写在纸上。对话的对象不是身边所爱的人，也不是年轻的后辈，而是阴阳永隔的父辈，他们是我的父亲叶以群和我所接触过的文坛前辈们。人与人的接触显然无法超越时空，更无法跨越生死界，当我无法和逝去的前辈们再次握手交谈时，我更加渴望与他们的心灵对话。

为了完成这场对话，我曾经迈开脚步追寻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去东京法政大学寻找父亲留学的踪迹，可惜看到的都是后来重建的校舍，二战时美军对东京的大轰炸摧毁了原有的建筑。我去重庆张家花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旧址，父亲在那幢楼住了很长时间，那里也是编辑部的办公室。在同一幢楼里还住着许多作家、导演和演员。可惜那幢楼也不存在了，当地的文化部门为了保留那个遗址，按照当年的模样重造了一堵墙和大门，并在墙上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1938年武汉失陷前夕，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迁来重庆，设会址于此。中国抗战大后方进步文艺界的著名人士郭沫若、老舍、茅盾、冯乃超、胡风、臧克家、叶以群、何其芳、艾芜、柳青、邵荃麟、聂绀弩、冯雪峰等多在此集会，举办各种活动。”

说起父亲在张家花园的那间屋子，作家徐迟形容是天下最忙的编辑部，两张书桌，两个书架，还有一块搁板上都塞满了稿件。这些稿件中凝聚着多少作家的心血。“这小小的一间房，成了内地最重要的文艺杂志的总编室。印刷所和书店的人，不断进进出出：送稿、送校、送书。……有时，茅盾先生从唐家沱来了，有时，老舍先生从北碚赶来聚会，他们热烈地谈论文艺的路线、刊物的方向。”有时讨论得热烈了，茅盾和老舍就在屋里住一晚。沙汀、徐迟是父亲很好的朋友，有一段日子他们先后在这间屋子里与他共处一室，沙汀在那里写小说，徐迟则成为父亲应急稿件的快枪手。

廖梦醒的女儿李湄到了耄耋之年，在一本画册上看见叶以群的照片，显得特别高兴，即刻对身边的人回忆起在重庆张家花园里自己童年的一件往事：有一天妈妈廖梦醒为她煮了一锅面条，烧得时间太久成糊状了，李湄哭闹着不吃。这时叶以群叔叔听到李湄的哭声后，自己又重新煮了一锅，送来给李湄做晚餐……他们的文字中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我还去了香港天星码头，父亲和许多前辈战事平息后都是从那里登船北上，回到他们熟悉的故乡。那时大画家黄永玉才二十三岁，是一个活跃的小伙子。他在《为什么老头儿嚎啕大哭？》一文中回忆道：1948年，他到香港后跟着楼适夷先生在九龙一个名叫荔枝角九华径的小农场做了邻居，慢慢地那里也聚集起不少文化人。“记得茅盾先生、夏衍先生、潘汉年先生、乔冠华先生以及不少著名的左派民主人士都来九华径玩过。香港有什么会，大家就从九华径出发到九龙市区的加连咸老道叶以群先生那里集合，再过海到香港某个会场去。我觉得神圣而隆重，像儿童跟长辈上戏园子那么开心。”黄永玉用“神圣而隆重”来形容，即刻让我感受到了当年香港文人聚会的盛况。

还有郭沫若先生的小女儿郭平英回忆道：1947年11月周恩来安排郭沫若离开上海去香港。“为了缩小目标，叶以群安排我们全家人分乘了两趟邮船。父亲带着两个大些的男孩（郭汉英、郭世英）先行出发，一星期之后，母亲再带着姐姐和我们两个年龄小的孩子动身。”当叶以群陪伴着郭沫若和两个儿子走下轮船时，文委的冯乃超、邵荃麟到码头迎接他们。

我文字中的记述不仅来自前辈们的回忆录，还有许多来自历史记忆海洋中的零碎片段。我没有想到父亲叶以群在历史长河中的点滴都在上述的各位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他们到了耄耋之年还能清晰地记得。多么美好的记忆，没有在岁月的冲刷中流逝，却沉淀在生命记忆的深处，陪伴他们一直到老年。

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父辈们还年轻，他们颠沛流离，迁徙于各地，在抗日救亡中矢志不移追寻着对于文学的梦想。当我回望他们的岁月时光，如同听到一首好歌，那首歌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合唱，歌声嘹亮，直冲云霄。父亲叶以群是一个贯穿其中的活跃成员，他和前辈们并肩战斗、相濡以沫。由此开始我跟随着他的足迹重返历史现场，去重庆，去香港，去东京，去上海……

似水流年，时间不会停滞；物换星移，我可以找到历史上的方位，可是地面上的旧物已经变了模样。只有超越时空的对话才能够将我与父辈们联系上。我理解这样的心灵的对话，只要心里有念想，有渴望，并感到与自己的生命中有契合，对话的氛围便形成了，任何外界的力量也无法阻止我的渴望。这是一场纸上的对话——这就是我近期完成的著作《世纪波澜中的文化记忆——叶以群与他的文学战友们》（香港三联书店，2024年7月出版）。这是一次几十年积累的输出，所撰写的内容不仅限于父子之间，也是我与所有接触过的文坛前辈们交流的记录。父亲离开时我还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等到我成年后，已经无法建立与父亲的交流；不过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与父亲同辈的朋友们保持了紧密的接触。我与周扬、陈荒煤、于伶、周而复、叶子铭等前辈通过信，更有机会和他们中的许多位多次见面，促膝谈心。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成年后的性格。从他们身上我看见了曾经与他们并肩前行的父亲的身影。如今回想那些年轻的时光，依然温润清新，弥足珍贵！

纵观父亲的文学生涯，在所经历的各个时期，他与同时代的文坛巨擘们都曾有过十分紧密的合作。在抗战时期，他参加作家战斗访问团，与王礼锡、宋之的、罗烽、白朗、杨朔、杨骚等一起远赴战区进行战地采访，并在团长王礼锡途中病逝后携手杨朔、袁勃继续前行，抵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他在重庆与老舍共同主持“文协”的工作，协助茅盾编辑抗战时期具有广泛影响的杂志《文艺阵地》。他还是香港文化人大撤退的亲历者，陪伴茅盾历尽艰险，走过漫漫长路，从被日军占领的香港逃亡；解放战争时期，他独自陪伴郭沫若和孩子从上海撤退去香港避险；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香港执行潘汉年的指示，送往迎来四百多位著名人士，最后将他们安全送往新中国。他和于伶并肩打造新中国上海的电影事业；稍后又接受周扬的委托主编高校文科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这本大学教材滋养了数代文学人；也难忘上世纪60年代，他辅佐巴金先生主编《收获》和《上海文学》杂志，在时风时雨的文坛上如履薄冰，殚思竭虑，尽己所力，创建文学品牌，培养年轻一代……他投身参与了许多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想起这些我终于觉得，父亲的生命不长，可是他活着时极尽精彩！

在这本著作中涉猎的史料，不仅构筑起一幅父亲叶以群人生的生动画卷，而且将父亲与他同时代的前辈们从“左联”时期，到抗战前后以及建国后所从事的进步文化事业勾勒出来。通过这些文字，我看见了他们携手为中国的文学事业奋斗的精彩历史。如今他们已经远离我们，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常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留给后代的是宝贵的文学财富，崇高的人格品质。他们即便在极其艰难的历史岁月中，不论是忍饥挨饿，或是经受着精神上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和迫害，仍然那么有个性地活着，仍然热爱着自己的人民，自己的文化，坚韧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矢志不移地追寻着对文学的探索。这是父辈们留给今天这个世界永远不朽的精神财富。这些故事感动了我，并始终在我的脑际闪现，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似乎成为我生命的救赎。

《世纪波澜中的文化记忆——叶以群与他的文学战友们》对于我还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以一个海外写作者的身份回顾与文坛前辈的交往，以及对前辈历史的寻索，两者间形成的对话不仅有血脉的传承，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传承。我作为海外华文写作者的一员，文学观和价值观都是在思想解放运动兴起的1980年代形成的，我的血液中流淌着中国文学的丰富滋养，我今天的文字是文化融合的产物，我为此庆幸。这些在文字空间中形成的对话，不仅是我和父亲的对话，并且是一个海外华文文学写作者，在海外生活了半世人生后，回到故土，再次面对先辈，面对我的文学起源时的一种思索。这种思索不仅增加了我的人生阅历，使我仿佛有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也更清晰地看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我喜欢旅行，可是这一次远行却是走向历史纵深，如同经历了一次时光倒流，我经历了另一种完全不同、极其丰富的人生。我在梦中和我所见过的每一位前辈再次握手，向他们报告我的书已经写完，以此告慰他们曾经对我的信任和栽培，我也为此感到欣慰和满足！他们的人生经历也许只是历史大潮中的一个个小水滴，却曾经发光发亮，折射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光照，值得历史永久铭记！父亲和他的文学战友们在世纪波澜中，个性鲜活，各领风骚，在文化战线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岁月的长河中，他们是冲浪者、奋进者。他们在中华大地上生活过，思想过，行动过，并留下了自己深深的文化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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