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尖沙咀的天星码头有一座高耸的钟楼，原属于九龙火车站，建于1915年，钟楼主体由红砖砌成，四角镶嵌大理石。钟楼面对维多利亚港湾，原来每到夜间，大铜钟报时声可传达数里之外。后来火车站被迁移了，钟楼却作为地标留下来。我站在钟楼前，望着如今已陷入沉默的钟楼，想像着父亲和茅盾一行人，当年从香港中环坐船过来，经过时一定也望见这座钟楼，听见过钟楼的报时钟声。撤退的路上茅盾自称是文具店的老板，茅盾的妻子成了大厨师，以群是总采买，他们在日军空袭的炮火下几度辗转，跨越路卡，长途跋涉，共历艰辛，撤离香港。
（香港尖沙咀的钟楼。）
在茅盾撤离重庆去香港之前，周恩来曾会见他并嘱咐：“我们建议你到香港。三八年你在香港编过《文艺阵地》对那里比较熟悉。现在香港有了很大的变化，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海外侨胞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和爱国侨胞支持的窗口，又是内地与上海孤岛联系的桥梁，香港将成为我们重要的战斗堡垒，因此，我们要加强香港的力量，在那里开辟一个新阵线。”（茅盾：《在抗战的逆流中》）
1937年12月，周恩来在汉口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商定了在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并派遣海外统战经验十分丰富的廖承志担任办事处主要负责人。 “皖南事变”后，建国前夕，周恩来两度安排进步文化人去香港，把那里作为保存进步力量的地方。也可以看出香港从抗战开始就已经成为中共精心经营的一个敌后战场。周恩来还指示廖承志克服轻视知识分子现象，争取“大量地吸收文化界的左倾分子入党和有计划地培养和领导非中共的文化工作干部，以适应内地文化人来港和即将到来的香港由商业城市逐步转变成文化城市”的新形势。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 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日军一占领香港，便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并实行宵禁，敌寇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并贴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须到“大日本军指挥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当时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等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处境危险。日军进攻香港的当天，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等，要求多方设法保护并帮助旅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离港九，将他们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区等地。具体行动方案是：首先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帮助他们转移住址，秘密护送到港九游击队的活动基地；然后通过宝安、惠阳游击区的交通线，从九龙撤退到东江抗日根据地；第三步，从抗日根据地再护送到老隆，从老隆到韶关直至安全的大后方。
（日军占领后的香港街道。）
身在香港的以群直接参与了那次文化人的大营救。日军攻打港九后，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几易住所，各自分散隐蔽，彼此失去联络。营救人员几经周折，终于设法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把他们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以摆脱日军的搜捕和特务的监视、跟踪，然后将他们分批从港岛偷渡过海，护送到九龙佐敦道、花园街、上海街等秘密接待站，再分别安排他们转移到东江游击区或其他地区。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为文化人布置三条撤离香港的路线，其中一条最安全却花时间较多的，是从九龙取道东江转内地。茅盾夫妇在以群和戈宝权等人的陪同下，换上唐装的黑布短衫裤，打扮成小商人模样，选择了从东江去内地的路。
在以群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我接受党组织的指示，在香港协助茅盾等隐蔽，在炮火中三次迁居，最后一次和戈（宝权）、茅（盾）同志住在一处。到42年1月下旬才由东江游击队曾生部派人带路，和茅盾、戈宝权等一起化装逃出香港，到达东江游击区司令部，受到部队的招待。”在香港的日子里，茅盾自称是文具店的老板，以群是总采买，茅盾的妻子成了大厨师，他们同甘共苦，在日军空袭的炮火下几度辗转，共同经历了战争年代的艰辛。以群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没有想到当时用上了。日军占领香港后，出门办事，乔装撤离时到处都会遭遇日军的阻挠，以群总是走在最前面打交道，他以沉着冷静的态度和流利的日语抵挡了许多日军的刁难。
当时，从香港去九龙的海面已经被封锁，他们只能乘小艇偷渡。茅盾先生在他的《脱险杂记》中写到：“我们这艇子里有Y（叶以群）、小高、宝公（戈宝权），以及其他朋友。…我们说说笑笑，确信‘偷渡'一定顺利完成。因为这不浓不淡的雾罩太好了。但是晓风很冷，从船头灌进来，我们虽然挤紧了的，还是不免瑟缩。”
安全到达九龙天星码头后，就改为徒步，他们背着简单的行李翻山越岭，经过荃湾、元郎，往离深圳不远的东江方向去，时常一天要走六、七十里路。撤退的队伍中还有些女演员，尽管他们已经通过化妆把自己变老了许多。可是有时还会穿帮，男士们也要帮着参谋一下，不能上身看上去像乡间老妇，下身还穿着绣花紧身裤。经过日军哨卡时，懂日语的以群还是不时听到日本兵对女士的品头论足，常常为此提心吊胆，生怕出现意外。日军入城后犯下了不少强奸妇女的事，所以撤退过程中过日军哨卡不仅对女演员，对同行的男士们都是一种折磨和考验。所幸没有发生什么事。
（香港维多利亚港湾。）
这一路可谓处处惊心，除了过日军的哨卡有危险，还要防范抢匪的骚扰。茅盾在《战时生活剪影 归途杂拾》中回忆道：“挤满了人之洪流的青山道上，也还有抢匪：日本兵和临时产生的土强盗。英军撤退九龙的时候，丢失的枪枝为数不少，隔海炮战的十多天内，九龙和新界陷于十足的无政府状态，‘烂仔’们将英军遗弃的枪枝武装了自己，占领了大路以外的偏僻角落，公然分段而‘治’。……岛上的居民头上压着两个主子：白天是日寇，夜间是‘烂仔’。可是在九龙和新界，‘烂仔’们竟和日寇分‘治’了白昼，青山道上，日本哨兵在前一段‘检查’潮涌似的难民，‘烂仔’们就在后一段施行同样的‘检查’。这真是一个拳头大臂膊粗的世界。”
那时茅盾夫妇都已近知天命之年，每天步行七八十里确实不易。尤其是他的妻子孔德沚一路紧随，更是辛苦。在行进的路上也曾有过惊险，有一次雨天走夜路，一个跟着一个，根本看不见路。经过一座小石桥，猛然听到后面“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茅盾的妻子孔德沚不见了。大家急忙用电筒往桥下照，却深不见底，只听得哗哗的水声。慌忙中有人甚至哭了起来。这时，桥下却传来茅盾妻子孔德沚的声音：我还没有死呢！可是怎样上去呀？在手电筒光的照耀下才看清茅盾的妻子孔德沚站在桥下两丈深的靠近河岸的水草和烂泥里，所幸没有受伤。被救上来之后，孔德沚回忆着她遇险的经过：我脚下踏一个空，身体就掉下去了。心里想，不好了，这是河呢，可是老不到水里，像腾云似的。后来，扑通一声，到了水里了，真运气，可巧全是水草和烂泥，没有石块。
经过数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来到东江游击纵队司令部的驻地白石龙镇。在那里见到了邹韬奋、胡绳、于伶等人。司令员曾生和政委林平把大家请到司令部里。端出了一大碗一大碗热气气腾腾的红烧肉招待大家。和东江纵队的战士们近距离接触后，以群印象最深的是这支队伍中知识分子特别多，有“书生扛枪”之称，为了抗战救国弃笔从戎，舍身忘我。除了知识分子多，东江纵队还有华侨和港澳同胞多、女战士多、小鬼多、富家子弟多的特点。他们参加革命不是因为生活过不下去，完全出于一种革命信仰，这种信仰从参加部队开始到后来一直都没有变过，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其实不仅是东江纵队的官兵，以群看看身边的文化人，从茅盾夫妇到自己，谁又不是可以坐在书斋里过安逸的生活，而两耳不闻天下事的吗？可是他们正是出于救国的信仰，百折不回地走上了这条路。
（位于深圳白石龙村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在东江游击队休整了几天，他们又动身向目的地韶关继续前进。这时与茅盾夫妇同行的有以群、胡仲持、廖沫沙。加上两名带枪护送的游击队员、两个挑夫，一行共九人。茅盾感觉到“以群他们三位都是少壮派，他们隐隐负着照料我们夫妇的责任。”在茅盾的文字中记录的以群不仅是“外交部长”，负责对外打交道；遇到艰难险阻的路况，又是“勇敢的以群”前去探路。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不停地行走迁徙，像打游击一样既要躲避敌人的骚扰，还要向目的地进发。茅盾日后回忆道：“东江游击队好像是卡在敌人咽喉里的一根骨头。敌人在华北的‘三光政策’，在东江早就实行了。淡水一带，整个的村庄变成废墟，单看那些村里的平整的石板路，残存耸立的砖墙，几乎铺满了路面的断砖碎瓦，便可以推想到这一些从前都是怎样富庶的村庄。可是现在连一条野狗都没有了。白天经过这些废墟的时候，已经觉得够凄凉，但尤其叫人心悸的，是月夜；踏着满街的瓦砾，通过长长的街道，月光照着那些颓垣断壁，除了脚下格格的瓦砾碎响，更没有别的声音，这时心里的惨痛凄凉非言语所能名状。旧时成语有‘如行墟墓间’，但和这一比，这一句成语便觉得太不够了。”
日军侵占香港后，获悉香港居民特别是滞留于香港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纷纷向惠州一线转移，便图谋追捕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歼击独立抵抗的国民军第九旅，因而策动第三次进犯惠州。 1942年2月3日，日军由水陆分三路向惠州进犯。侵占惠州城后，进行疯狂报复、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连续三天血洗惠州城。在府城的牛颈岭村，来不及躲藏和逃命的村民，一次就被枪杀斩头、刺杀达三百人之多。在县城的晒布场、水门仔、沐范湖、铁炉湖和东门街等处被捕杀者达一千六百多人。其中数百名无辜百姓被日军用铁线穿过掌心连起来，押到光布头、流水庙两处草地，进行集体大屠杀。
日军在广东地区的占领对过境的文化人形成严重威胁，许多路都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在地下交通安排下利用夜间走山间小路。在经过茶园时听说日军血洗了惠阳，不得不停止前进，在茶园住了下来。一直等到日军离开后才再次动身。这一路以步行为主的撤退，对茅盾夫妇和以群真乃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他们早有思想准备，随时会遭遇危险。山岭连绵起伏，森林茂密，山间漂浮着浓雾，用竹子搭起的大竹寮就是他们栖身之所，可是他们还是苦中作乐，和诗作文。他们的计划不断地受到敌军扫荡和进攻的影响，不仅改变计划，还要改变路线。以群自然想起自己几年前去太行山的那次作家战地访问团之旅。可是这一次更凶险，更其惊心动魄。并且他负责陪同茅盾夫妇，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碉楼上留下了游击队和日军激战弹痕。）
不过一路上也看到一些以前没有见过的景色。他们经过一片碉楼林立的村庄。这些被称为雕楼的民居，始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是早年飘扬过海的华侨功成名就后，回到家乡投资建筑的。孤傲独处，袅看四野。这些散布田野中的雕楼群，实在是碉堡的异军突起。好像在地基上装上了升降机，把一座座戒备森严的碉堡顶了起来。雕楼以防卫功能为目的，最初的目的是防强盗上门，保卫主人在海外积累的财富。抗战时便也成为反击日军扫荡的堡垒。碉楼的墙壁很厚，墙上开着狭长的枪洞，不同位置的枪洞朝向不同的位置，有些直接面对大门前的袭击。茅盾和以群见过的碉楼，墙壁上满布的弹痕，有些碉楼还受过炮击，崩坏了一角。很显然是日军扫荡时进行过剧烈的战斗。
这场秘密大营救，所经之地要闯过日、伪、顽和土匪犬牙交错的地区以及关卡林立、警特遍地的敌人统治区。华南党组织和东江纵队的指战员不惧艰险，采取快速灵活机动的战术，前后经过几个月时间的紧张战斗，胜利地完成了艰巨的抢救任务。在这次著名的香港文化人迁徙中，几天时间里，经过这条路，约有近千名进步文化人离开香港，前往内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策划的保护进步文化人的一次壮举，何等壮观，而大迁徙的直接指挥者就是中共副主席周恩来。以群回忆道：“后来经部队向重庆周恩来电报联系，得到回电，才由部队发了路费，和茅盾、戈宝权等同路经惠阳、韶关回到桂林。”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致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的一份电报记录了经他安排由东江的文化人士名单，一共分成五批：
“文彬报恩来：
（一）文化界经过此间的人，及留此工作的人，全部名单如下：
第一批（二月半出发）茅盾夫妇、沫沙、以群、胡仲持、胡风夫妇、宋之的夫妇、张友渔夫妇、沙蒙、葛一虹。 （后略）
长长的名单有五六十人。可是不幸的是领导和安排大批人员撤离的廖承志和张文彬，在文化人安全撤退后于5月在粤北被来自江西的国民党特务抓捕投入集中营。两年后张文彬在狱中英勇牺牲。廖承志先后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直至1946年1月才由周恩来设法营救出狱。
数年前我在重庆曾家岩周公馆底层的展览厅里，看见那里展出的《香港大营救》图片展。在显著的位置就陈列着张文彬提供的获救人士名单。这一展览在曾家岩——重庆陪都时期南方局的驻地常年展出，可见香港大营救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回到历史的现场去回想前辈的人生，似乎成了我中年后的生命救赎。也许因为这样，我的阅历更丰富了，似乎活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前辈的生活历程中遭遇的颠沛流离和我自己的越洋留学经历完全不同，但是忆想他们所遭遇的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仍由衷地为他们当时的抉择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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