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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乡村短视频的国际传播:多维叙事、融通逻辑与重要启示

2024-11-01 09:59 阅读量:9k+

华人号:嵩山文化国际传播中心

【内容提要】乡村短视频掀起了国际传播热潮,为剖析国际传播这一重大时代命题提供了有效切口。本文通过对TikTok上乡村短视频生态的深度观察,从多维叙事、融通逻辑与重要启示三个层面,解析乡村短视频的国际传播机制。首先,乡村短视频的多维叙事表现出复眼性,地域文化的场景化聚合、乡土社会的连续性展演、乡村振兴的参与式印记在其间交织缠绕;其次,这种叙事可能性通过“空间液化”、关系跃迁、共情传播这层层递进的三重逻辑得以落地实现;最后,乡村短视频的国际传播所折射出的向下拆解、话语让渡、内蕴激发等三重启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乡村短视频国际传播 TikTok

一、引言

自2017年TikTok正式上线引发短视频热潮以来,包括“#chinese village cooking”(中国乡村美食制作)在内的诸多话题标签如“#chinese countryside”(中国乡村)“#chinese rural life”(中国乡村生活)屡次登顶TikTok的热门话题榜,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roseinchina1”(180万粉丝)、“@foodchina1232”(110万粉丝)、“@jhgfrmztg8z(45.6万粉丝)”等一大批乡村短视频垂类账号在海外的崛起。由此观之,若将乡村短视频的意义仍简单地圈定于个体的娱乐消遣,那就很局限了。笔者意欲指出,乡村短视频已成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宏大组曲中的关键音符,应置于作为政治传播的乡村传播的理论视域中予以专门考察。

故此,笔者以TikTok为数字田野,进行了为期一个月(2024年1月10日至2月10日)的集中观察,包括日常生活式的刷短视频体验与对典型账号的专门关注,其间以偏爱中国乡村短视频为规则,通过点赞、分享、评论及完整观看等互动方式,持续“喂养”平台推荐算法,由此以算法为动力构建出一个类滚雪球式的抽样机制,形成样本积累的良性循环。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多维叙事、融通逻辑与重要启示三个层面,解析乡村短视频的国际传播机制,以期为我国的国际传播提供有益参考。

二、复眼中国:乡村短视频的多维叙事

随着技术的发展,千千万万组对准基层生活的镜头共同装配起了一个考察中国乡村的新型“复眼”,其生产出的影像文本装载了数字化背景下中国乡村的变与不变,进而编码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多重维度,统一而兼纳多元、现代而继承传统、稳定而内蕴革新的叙事线索在乡村短视频中交织缠绕。

(一)地域文化的场景化聚合

费孝通曾指明:“若是我们要研究中国乡村,一定要先承认中国各地的乡村并不是同一的东西。”然而,受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与群体主义(groupism)的观看传统等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中国乡村在国际上却常常被物理性地减译,遭遇某种整一性投射谬误(Fallacy of Unity Projection)。而乡村短视频却着眼于滇西、贵州、宏村等一个个“地方”,以场景化为关键的视觉语法,展现出中国乡村生活的多声部图景。

整体上看,乡村短视频在内容元素上,偏爱捕捉田野、民居、溪流等景观,传递原始质朴的气息;在视觉结构上,惯用直观的镜头语言,由广角全景引入,渐次深入至人物活动特写,精细描摹生活细节;在主旨设定上,往往以城市快节奏为对照,追求宁静的画面风格,营造出平和静谧的观赏体验。由此,乡村短视频在家庭生活、田间劳作、民俗节庆等日常场景中,生动地复现出中国乡土文化的有形细节,使之从抽象的文化存在具体呈现为地域文化的多重位面。而赖于平台发展与数字赋权,短视频算法与影像数据相互增益,全国各地不同的乡村文化片段得以被编织成拟态连贯的叙事蒙太奇,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乡村数字景观。这一过程让孤立的乡村场景被赋予了整体性的存在价值。从本质上讲,这种算法驱动的文化场景聚合,培养了特殊情境与普遍属性之间的联系。原本居于一隅的乡村获得了摆脱地方性的可见性,而不在场的“他者”则可以通过虚拟介质与曾经遥不可及的乡土实践互动,逐步建立对中国地域文化多样性的深刻感知。

(二)乡土记忆的连续性展演

文化记忆不仅包含客观的历史事实,还融入了当前社会的价值观对过去的重新诠释,故而,其对当代社会具有弥合断裂性而生成连续性的重要价值。同样,乡村也从来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概念,而是容纳着乡村与城市的关系牵绊,还有过去与未来的进退起伏。所以,TikTok上的乡村短视频其实已演化为一种显在的文化记忆实践,其所呈现的中国从来都不仅是当代的静态切片,还隐喻着中国的当下何以永远有“活着的过去(living past)”。③而这种连续性展演让国际平台上的中国国家形象获得了探掘历史景深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无论是“@user6669334545257”(57.7万粉丝)的“Ancient chinese skills”(传统中国技艺),还是“@nostalgiashendan”(10.5万粉丝)的“homesickness”(乡愁),抑或“@rurallife1234”(6.3万粉丝)的“Granny handicrafts”(奶奶的手工),各种乡村短视频都在不约而同地让古典中国在数字平台上重构式再现:其一,它们强化了乡土传统与乡愁情结,通过生动展现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样貌,营造出一种理想化的田园牧歌景象,唤起观者内心深处对淳朴生活方式的怀念与向往;其二,重视传统道德规范的展现,短视频中频繁出现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勤劳节俭等传统美德的场景,不仅反映了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更在潜移默化中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其三,乡村短视频复活了一系列乡土仪式与符号,无论是婚俗、丧仪、祭礼,还是铜锁、竹篦、石磨……这些元素构成了乡村记忆的物质锁钥,使观者得以打开记忆空间中的乡村图景;其四,短视频在着重展现乡村风貌时,往往选择性地忽视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与困境,如人口外流、经济空心化、环境问题等,倾向于呈现一种净化后的乡土记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创作者及观众对于理想乡村的共同追求。

(三)乡村振兴的参与式印记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战略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纳入党和国家工作的核心议程。在这一顶层设计的视角下,乡村短视频恰是乡村振兴宏大叙事中的参与式印记,其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亦是变革的推动者。

首先,乡村短视频生动诠释了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成效。其不仅呈现了传统农业与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等新兴业态的交织共生,更反映了农村基础设施现代化与公共服务品质提升的具体实践,如乡村养老服务的完善、现代田园综合体的构建,以及电子商务配套体系的健全。此外,尤其引人瞩目的是,TikTok上的乡村叙事主要由一群自称“中国农村男孩、女孩”(rural boy/girl in China)的返乡青年担当,他们是乡村短视频创作的主力军。这也使得“年轻的乡村”成为中国乡村短视频领域中一个极具辨识度的标签。这群青年的社会洄游,彰显了乡村振兴对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强大吸引力与动员力。

其次,乡村短视频作为推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关键媒介,其作用机制日益凸显。主体性上,乡村短视频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居民在传播体系中的角色属性。曾经处于信息接收末端的他们,如今已转变为乡村故事的主动讲述者与乡村形象的积极塑造者;要素市场上,乡村短视频打破了传统要素配置的局限性,搭建起了城乡之间产业、资本、文化高效对流的平台,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久动力;公共性上,作为公共空间的短视频平台极大地激发了用户参与乡村故事传播的热情,无论是关注量相对较小的垂直领域账号,还是一般用户,都成为乡村故事的微型传播者,并与头部账号共同构建起乡村形象的多元叙事,促进了乡村文化的广泛传播与社会认知的深化。

三、跨越边界:乡村短视频融通中外的媒介逻辑

承前所述,乡村短视频的多维叙事意味着其所包纳的国际传播可能性值得进一步探讨。换言之,乡村短视频如何既立足中国国情又对接世界认知,在融通中外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进程中将这种可能性落地,仍有待深入挖掘。对此,笔者通过主题编码梳理出空间、关系和情感的三重融通逻辑,予以详细阐述。

(一)“空间液化”:流动性隐喻的现身

乡村短视频之“短”,不止在于时间加速,更在于它构建了一个流动性极强的乡村传播“液态”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传统传播体系的单一权威性消失,不同文化背景的认知主体得以融入同一坐标系,相互碰撞与渗透,共同塑造出一个多元开放的传播环境。

具体而言,乡村短视频的“空间液化”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跨国运营与账号的空间脱嵌。一方面,许多乡村短视频创作者在资本支持下积极注册海外账号,直接进行内容输出,这有效地将乡村文化推向了世界舞台,比如“@dianxixiaogeoffical”(34.9万)就是抖音著名新农人“滇西小哥”的海外账号;另一方面,国内乡村短视频内容亦通过其他海外媒体账号的中转,进一步扩大了其国际影响力。这种中转不仅限于简单的转发,更包含了“Reaction Video”(反应视频)等二次创作形式,如美国TikTok达人“@northomahacatlady”(360万粉丝)与多支中国乡村短视频的“合拍”(duet),均获得了数十万人次的播放量。这种内容辐射途径不仅延长了乡村文化国际传播的链条,也深化了全球观众对中国乡村文化的理解。

第二,算法推荐与兴趣共同体的构建。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颠覆了传统的地理关系分发和社交关系分发模式。具体而言,其通过对用户兴趣的深度学习,精准推送符合用户偏好的乡村短视频内容,从而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和文化限制。这不仅使得中国乡村短视频能够触及更广泛的全球受众,而且有利于激发全球范围内的对话与共鸣,促进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借此,乡村短视频不再受限于特定的生活、知识或语言圈层,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多元化的兴趣共同体,为中国乡村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三,后台前台化与亲密感的营造。乡村短视频消解了私域与公域的界限,将乡村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私密性的“后台”转化为向全球观众开放的“前台”,而观众的身份也从常见的“家伙”(guys)被替换为更亲密的“老铁”和“姐妹”(brothers或sisters)。这说明,这种数字平台上的边界管理,实质上是一种情感劳动,尽管展示过程中可能掺杂着表演元素,但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一种主动邀约式的数字亲密感,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能以“家里人”的身份成为乡村故事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

(二)关系跃迁:从探秘远东到理解中国

短视频平台已超越简单的“使用—满足”范式,通过评论互动、转发点赞、社群运营等多维策略,其已编织出一张拟似面对面的全球关系网。这一转变正逐步瓦解国际传播领域根深蒂固的“中心—边陲”结构,促使海外受众对中国乡村文化从一种早期人类学视域中的探秘远东,转向更为平等多元的理解中国。

首先,海量生成的末端链接促进了乡村文化的广泛联结。互联网时代的扁平化趋势,在短视频的浪潮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个人门户的广泛设立,催生了点对点的直接互联,取代了传统媒体时代专业机构的中介角色。从社会网络论来看,这种末端链接的大量生成减少了节点之间的社会距离、提高了网络密度、强化了节点之间的关联性,有效降低了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从权力结构来看,末端链接打破了西方传媒巨头与社会精英对文化流通的垄断,赋予了普通用户主体地位,使其成为乡村文化意义建构与表达的核心力量。总体而言,末端链接推动了跨文化传播的一般性对话,对既有的不平等传播秩序构成了有力挑战。

其次,克服文化本位的倾向促进了乡村文化的动态互构。乡村短视频的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中国文化呈现,而是多元文化符号交汇、碰撞与融合的复杂过程。TikTok上围绕中国乡村短视频所展开的地方文化的再地方化转译、中外创作者的合璧创新、粉丝反馈驱动的风格演变,都在鼓励外国观众摆脱被动的受者身份,成为中国乡村文化的新诠释者。故而,尽管来自中国的乡村短视频有其固定的编码逻辑,但TikTok上的乡村短视频却展现出多元的解码风格。这种动态解码的过程,本质上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构对话。它不仅丰富了中国乡村文化的内涵,促进了中国乡村短视频的国际传播,同时也推动了全球文化生态多样性与包容性的提升。

(三)文化共情:情感与认知的双轨并进

脑科学领域的研究确证了共情(Empathy)在减少偏见、建立信任、调和冲突等方面发挥着社会黏合剂的作用。正因如此,情感转向日益成为国际传播领域的重要趋势,共情传播则被视作促进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路径甚至底层机制。乡村短视频,作为实践共情传播理念的生动范例,凭借情感共情与认知共情的双轨并进,诠释了其在实现中外文化融通方面的显著效能。

情感共情,作为一种快速的情感传导机制,根植于人类对情绪的无意识模仿。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指出,人性和野生自然的天性这两个天性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心理发展的表观遗传规则很可能就包含了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反应”。换言之,人类天生具有与自然界建立情感联系的倾向,为满足这种情感需求,人类会主动地对自然发生欣赏。而乡村短视频本质上就是围绕乡村生活、家庭情感、农业生产等自然主题展开的数字生活展演,恰恰精准触动了人类对自然状态的普遍向往。在TikTok上,存在众多以情感共情为核心创作策略的乡村短视频账号,其中“@cezarian”(21.9万粉丝)堪称最为典型。该账号的手法就是在中国乡村经典场景的影像中嵌入被粉丝昵称为“情绪背景音乐”(emo bgm)的音轨,营造出一种忧郁无常的观赏体验。尽管这一视听组合看似简单,却因情感共情总能有效地激发观众共鸣,引出海量评论。

认知共情,指的是理性的情绪采择,即在理解“他者”情绪产生原因的前置基础上将之引化为自我状态。这意味着认知共情重在情绪的产生逻辑与这种逻辑的传递机制。在中国乡村短视频中,插秧采茶的欢乐与辛劳生长在世世代代对土地的耕耘间,乡村少年的迷茫与困惑风干在背井离乡入城求学的汽车上,老人的喜悦与惆怅紧系着春节后儿女迁徙奔波的路途……这些平凡而又真实的情感与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轨迹紧密互嵌,映射出中国乡土社会独有的运行机制。中国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的海外账号如“@peoplesdaily”(390万粉丝)“@chinadailyofficial”(250万粉丝)是这一路径的主要代表。它们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与精湛的叙事技巧,深入挖掘并细致描绘出这些乡村故事背后的深层社会文化因素,揭示了其形成的复杂背景,正是这种逻辑上的可理解性,才使得外国观众亦能对种种中国情感感同身受。

四、重要启示:乡村短视频作为国际传播的方法

毋庸讳言的是,乡村短视频掀起的国际传播热潮在相当程度上出乎国人意料。但是,作为全球遭遇的一场集体意外,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必然逻辑。它既揭示了全球民众对真实多元文化体验的普遍需要,也暴露出我国在国际传播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因此,其虽一瞥,可见国际传播之万象,我们应当珍视这一典型范本,以乡村短视频为方法总结出重要启示。

(一)向下拆解:讲述国家的日常形式

国际传播,其本质是以国家为行为主体开展的传播活动。然而,借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而述,“国家”却并非只是抽离于具体语境的巨型像符(icon),或者技术理性建构出的征像(index),更是一个由百姓所过的“日子”点滴汇聚而成的象征(symbol)。恰如美国学者布鲁贝克(Brubaker)所指出的,“国家”存在一种日常形式,它“是一个实践范畴,而不(首先)是一个分析范畴”。乡村短视频的国际传播,正是这一逻辑在实际操作中的生动例证,凸显了国家叙述向下拆解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乡村短视频的一大显著特征便是在数字平台上架设了中国乡村的个体生命视角。无论是新一代农家子弟在城乡之间的生活摆渡,还是大批数字农人在竖屏田野中的影像耕耘,抑或城市居民对归园田居的诗意想象,都在将中国乡村的观察者推离经典叙述的传统定轨,而推入无比广阔的田间地头,进而抚摸发现中国的地理褶皱与社会纹理,并最终在与无数生命轨迹的相遇中自我编织出关于中国乡村的意义之网。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短视频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翻译器”,以日常生活化的场景将中国文化从抽象的概念还原到具体的情境中,转译了以往可能过于正式的国家形象塑造,使得中国故事能够以更加细腻、真实、动人的形式呈现给世界。

(二)话语让渡:迈向文化的居间形态

我国国际传播实践长期倾向于“传者中心”模式,并由此衍生出一种内在悖论:我们一方面热切希望他者能够接纳、吸收乃至认同中国文化,成为文化身份上的共生者;另一方面,却又常常不自觉地约束“他者”对中国文化拥有自主言说的权力。质言之,国际传播中的“他者”始终绑定着外在性而非异在性。这意味着,所谓“国外”不仅仅标示着地理上的疏离,更象征着文化主体性的疆域之外,其始终难以真正作为内在动力参与到中国文化的构建中来,更多被圈定于扮演强化本土文化传统与正统的外部参照物。

这种复杂的心态,既反映了我国对国际认同的强烈需求,也隐含了我国对文化边界模糊的忧虑。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国际传播既在美西方主导地位的影响下延续着国际舆论斗争的旧传统,亦在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发展出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特征。故而,当前的国际传播具备了超越“传者中心”模式而实现话语让渡转向的可能。乡村短视频的国际传播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文化是一种有形无界的存在。它不仅浸透于中国人乡村美食、农耕传统、时令节气等具体生活实践,更体现在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与时俱进的适应力之中。因此,我国的国际传播应致力于以话语让渡迈向文化的居间形态,鼓励“他者”对中国文化的在地表达,尽管这可能导致别样诠释及必要辩争,但更关键的是,它将激发文化的深度交流互动,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本土化理解,为我国的国际传播开辟出全新空间。这不仅是一种自身需要,更是对全球文化共融趋势的响应与推动。

(三)内蕴激发:重溯中国的自我认知

有学者分析指出,我国国际传播实践长期面临两难境地:时而一味强调本土叙事,陷入过度差异化陷阱,以本国视角和话语体系为唯一导向;时而又过分追求与西方接轨,不自觉地向西方话语偏好妥协。实质上,无论是“趋异”还是“趋同”,均反映出在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不平衡背景下,中国在寻求自我表达时的主体性困惑。无奈的是,若国际传播本身就是对现有结构性引力的被动回应,那么这种困境似乎就无法避免。然而,乡村短视频的国际传播为此提供了一种破局之道,其揭示出国际传播既承载着外向拓展的功能,亦蕴含着深刻的内省价值,内外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内蕴激发则应被视为国际传播的核心逻辑。

首先,内蕴激发是国际传播的基础条件。即如乡村短视频,其之所以能在国际舞台绽放光彩,根基在于双重内蕴:其一,乡村短视频依托于深厚的中华农耕文明,为乡村的数字化呈现提供了物质性的构建材料和精神性的价值养分;其二,乡村短视频是对中华农耕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超越了对传统农业生活的简单再现,生动展示了当代中国乡村的发展现状与精神风貌,实现了对农耕文明的现代性诠释;其次,内蕴激发同样是国际传播的根本目的。乡村短视频走向世界,不仅使海外受众得以窥见中国乡村的丰富图景,其国际接受度反过来也增强了国内社会对乡村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形成了国际传播反馈并促进国内深层次自我认知的良性互动。这一回响过程证明,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两者间是互动与融合的动态关系。

五、结语

当前,中国身处“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时代洪流中,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在此背景下,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洞察时代迷思、解答时代课题的关键策略。诚然,乡村短视频作为国际传播的一个新兴载体,尚存若干局限,诸如体系构建的不完整性、叙述手法的猎奇性、商业化模式的初级性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乡村短视频不仅是我国国际传播实践中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活跃因素,更潜藏着作为关键变量而发生溢出效应的能量。本文已细致分析了乡村短视频的国际传播机制,但囿于篇幅,未能深入挖掘乡村短视频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乡村短视频“出海”中的多方力量博弈等重要议题。对此,笔者拟在未来研究中专文展开,以期通过从实求知和从微求知的路径深化国际传播研究。

朱飞虎系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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