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250】日本乐烧第十五代传人为何爱用唐诗命名茶碗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不久前的一个闲暇时光，我偶然间瞥见了好友杨多杰在他的自媒体平台“多聊茶”上，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中日古代茶器的差异，尤其是那细腻入微的茶杯对比。他言辞间透露出，日本古代的茶碗在形态、材质、设计乃至手感上，与中国古代的茶杯相比，似乎总少了那么一份韵味，难以窥见其独特之美。而屏幕的另一端，热情的网友们纷纷通过弹幕为他点赞、留言，直言“终于有人说出了心里话”，一时间，热闹非凡。

此情此景，让我不禁想起了杨多杰的那本专著《茶的味道——唐代茶诗新解》（中华书局出版，2022年1月第一版）。书中，他对茶诗与茶具的热爱跃然纸上。更巧的是，他曾特意为我烧制的一个茶杯上，还镌刻着日本平安时代学者岛田忠臣写的“不劳外出好居家，大底诗人只爱茶”的茶诗，仿佛在诉说着两国茶文化的交融。

近日，我在东京神保町那条书香四溢的书店街上，以1000日元淘到了一本珍贵的书籍——《乐茶碗的四百年传统与创造》。这本书由1998年（日本平成十年）三德利美术馆编辑，乐美术馆发行，内中收录了106个乐茶碗的精美图片与介绍。因我家领导名字中含有一个“乐”字，自从我迷上日本茶碗后，便对“乐茶碗”有了一份别样的情愫。

翻阅这本书，我最大的发现便是，这本书收集了日本乐茶碗第十五代传人吉左卫门在1981年到1996年期间烧制的45件茶具，令人意外的是许多茶碗名字竟源于中国的唐诗。

譬如，吉左卫门1986年烧制的黑乐茶碗，名为“月胧明”，其名取自大唐诗人元稹《使东川·嘉陵驿二首（篇末有怀）》中的“野花缭乱月胧明”。同年，他还烧制了另一盏黑乐茶碗，名为“林峦夕丽”，灵感则来自大唐诗人常建《西山》一诗中的“物象归余情，林峦分夕丽”。

1989年，吉左卫门又烧制了一盏名为“飞湍”的黑乐茶碗，书中说碗名取自唐诗，但没有说出具体出处。我查阅后得知，这应是取自大唐“诗仙”李白《蜀道难》中的“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1990年，吉左卫门烧制的“沧海月明”黑乐茶碗，则化用了李商隐《锦瑟》一诗中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同年，另一只黑筒乐茶碗“我歌月徘徊”，无疑源自李白那首独饮闷酒、意境深远的《月下独酌》。

接下来的几年里，吉左卫门继续以唐诗为灵感，烧制出了一系列富有诗意的黑乐茶碗。1991年的“寒兔”，取自李贺《李凭箜篌引》中的“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1992年的“月出生”，源自王建《行月见》；同年的“老鸮”，则来自李贺《神弦曲》中的“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

1993年，他一年烧制了多盏以唐诗命名的茶碗，如“吹马”、“山岳”以及“女娲”，分别取自李贺的《神弦曲》、贾岛的《送天卓入华山》以及李贺的《李凭箜篌引》。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中把“贾岛”误写为“卖岛”，这个小小的“卖”的瑕疵，至今似乎还未被人察觉。

作为1949年出生、乐烧第十五代传人的吉左卫门，为何如此钟爱根据唐诗的意境来烧制茶器，并为其命名？在唐代诗人中，他为什么又如此地偏爱李白和李贺？其原因我尚未完全明了。我请教了一下杨多杰，他给我的回复是：“这应该是日本茶文化中有着注重从汉诗中汲取营养成分的传统。例如，抹茶道中的差挂，用汉诗的地方也很多。这位陶艺家把部分文化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这也真是个巧思。”这个回答虽然并不能让我完全满意，但还是点“拨云见日”的味道。还有，我想强调，吉卫左门1973年从东京艺术大学雕刻学科毕业后，曾前往意大利留学，1976年回国后，便踏上了陶艺家的道路，专注于烧制茶碗。

我反复思虑后，吉左卫门对唐诗的热爱，或许源于他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古典文学的崇敬之情。乐烧茶碗作为日本茶道中的重要器具，承载着四百多年的历史与精湛的技艺。吉左卫门在制作茶碗时，不仅注重技艺的传承与创新，更看重茶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而唐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其意境深远、语言优美，深受日本人的喜爱。吉左卫门或许认为，用唐诗来为乐烧茶碗命名，不仅能增添茶碗的文化底蕴，还能使其更具艺术性和收藏价值。

此外，吉左卫门也可能还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热爱。他或许希望借助中国古代唐诗的意境与韵味，进一步提升乐烧茶碗的审美层次和文化内涵。在命名时，他或许会根据茶碗的形状、色泽、釉面效果等特点，结合唐诗中的意境和词句，为茶碗起一个富有诗意和象征意义的名字。这样的名字，不仅能让人一眼看出茶碗的特点和风格，还能引发人们对茶道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美好联想。这种跨界的创作方式，不仅丰富了茶道文化的内涵，也为古典文学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

不管怎么说，吉左卫门以中国唐诗为灵感烧制乐烧茶碗并命名，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继承和创新，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种独特诠释。他的作品不仅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还引发了人们对中日茶道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思考。（2024年10月15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