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286】本土传教士从“私生子”到“贫民窟圣人”的温情之路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我到神户出差之际，对当地的生活协同组合“COOP”印象很深。对于接着烟火气的普通人，这个协同组合意味着提供包括超市商品在内的生活服务一条龙，从健康美食，到家庭支援，还有育儿教育等等，应有尽有。同时，对于我这样研究历史文化的人，它背后的故事令人倍感惊奇。

这还得先从一个叫贺川丰彦的日本人说起。贺川丰彦是生活协同组合的创始人和思想之父。如果不加解释，他大抵会被认为是一名商海沉浮、成功创业的商人。恰恰，贺川丰彦几乎和经商搭不上半点关系。日语里的“生活协同组合”，是建立在互助互爱基础上、共同促进生活安定和质量提高的社会化组织，雏形是以家庭主妇为中心的“家庭会”。这种自发性的学习、运动组织敏锐地捕捉时代变化，贯穿着贺川丰彦提出的著名的“协同组合中心思想”。在资本有力运营的日本社会，像贺川丰彦这样的社会活动家，的确很特别。

艰难的成长成就不凡的业绩。贺川丰彦的家境十分复杂，他的父亲贺川纯一在神户从事海运经营，而母亲则是一名叫益荣的艺妓。虽然在19世纪后期的日本社会，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但从现代观点看，贺川丰彦也被视为他父亲在外面的“私生子”。换句话说，贺川丰彦是旁系不是嫡系。不幸的是，贺川丰彦在5岁前就父母双亡，离开出生地神户，被送往德岛，到父亲的正妻家中寄宿。寄人篱下的生活不好过，不但被陌生的“母亲”所嫌弃，还被当地人嘲笑为“妾女之子”。好在正妻的母亲是个有爱之人，给予了贺川丰彦基本的照顾。即便如此，贺川丰彦的幼年时期，和“温暖”无缘。如果想要更具体地走进他的生活，日本的神学学者雨宫荣一所著的关于贺川丰彦的“三部曲”值得一读。

思想是生活苦难的凝聚和升华。在孤独中成长起来，贺川丰彦并没有走偏，他更加渴望有爱和传播爱，于是贺川丰彦立志成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在17岁时进入明治学院高等部学习神学。不想，19岁遭遇肺结核，让贺川丰彦经历生死之难。这段刻骨的回忆，也被他日后写进了代表作之一的自传小说《越过死亡线》。死亡考验的同时，也被拼死看护他从而将其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长尾牧师所感化，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博爱”之道的坚信不疑。不仅如此，目睹长尾牧师奔走于贫困民众之中施展救助之手的样子，这促使贺川丰彦在21岁时决定自己搬入神户当时的贫民窟开始乐施好善的人生。神户的贫民窟，也成为他被称作“圣人”的原点。婚后，他们夫妻2人则共同继续投入社会活动，在日本贫民研究、劳工权益保障、农民组合发展等多个领域都成为代表性的领袖人物。

在看到贺川丰彦有一颗柔暖之心的同时，也应看到他是个“多面手”。在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加持下，他在战后还积极参与日本政治，甚至在资深记者马克·盖恩的《日本日记》中被写作东久迩稔彦之后有力的首相候选人之一。此外，有着波澜壮阔人生的贺川丰彦笔耕不辍，作品数量超过300部，尤其是《越过死亡线》一度成为畅销书，曾两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候选作家。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和中国有着深厚交往的樱美林学园的发展史上，也少不了作为初代理事长的贺川丰彦。

今天美国的华盛顿大教堂里，立着贺川丰彦的雕像。这意味着，贺川丰彦的时代色彩不仅存在于日本。日本人以这样的方式“走出去”，对于西方社会认知东方中的日本很有帮助。与其说是所谓价值观的“相通”，不如从文化互融的角度探讨或许更有意义。（2024年12月4日写于日本休伊特甲子园酒店502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