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創新與人文學術研究的當代性——張福貴教授的治學特色及意義

 思想創新與人文學術研究的當代性

——張福貴教授的治學特色及意義

（中國）金彤

張福貴教授是「50後」人文社科研究領域的代表性學者，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執教杏壇，數十年教學科研積累了豐富成果，他的學術身份和社會貢獻被眾多引人注目的學術稱謂、榮譽稱號標注著，「國家級教學名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七屆中文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等等，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是生命中難以企及的榮光，不過他卻並不被這些榮譽光環所累，言談舉止灑脫、大氣、睿智並飽含激情，具有超越時光的青春氣質；在情感上他總是帶給同仁和學生們快樂，在思想的交流中他建構了具有個人特色的學術體系和開放性研究視域，他重視思想創新，強調人文學術研究必須要關注現實、引領社會思潮，他是具有濟世情懷的人文知識份子。

知青歲月，在社會磨礪中成長

1955年11月，張福貴出生於吉林省敦化縣（今敦化市）。那裏位於長白山北麓山區，白山黑水間物產豐饒，多民族文化融通，素有「千年古都百年縣」之稱。父祖輩勤儉持家，小有積蓄，為著人丁興旺、家境殷實的生活夢想努力勞作。如果沒有世事的變故，這樣的生活將會是鄉土社會中大多數家庭的常態，然而，歷史洪流轟然而過，平靜的生活不得不發生改變。

[1]高中畢業，他下鄉插隊，未滿18歲的年紀卻很能吃苦耐勞，爆破時遇到啞炮他沖在前面，同伴中有人罹患甲肝他近身照顧，為了救助生命垂危的貧下中農他兩次獻血……他的熱誠得到大家認可，作為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生產隊裏被選為「政治隊長」。經歷了生命中的晦暗時刻，才能感同身受別人的痛苦和不安。他在後來的執教生涯中，總是以寬容之心善待別人，不使陷於窘境的人難堪，不因個人的好惡而排斥異己，同事和學生們說他身上有俠義之氣，不計得失、仗義執言，不僅錦上添花，而且雪中送炭，他的樂觀、寬厚源於對生命中某種痛切體驗的反思，也成為有人格魅力的個人特色。

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1978年張福貴考取延邊大學中文系，告別了知青生活。在大學裏，年紀最大的學生和年紀最小的學生相差十幾歲，他們身份各異、境遇不同，卻都有著求知若渴的學習勁頭和改變社會的雄心。他回顧說：「當我們在一個不是很正常的時代成長起來的這一代，遇到社會突然回歸正常的一個轉捩點時，所表現出來的驚詫和興奮是前人和後人所不能體會到的。而恢復高考就是一代人生的轉捩點，它改變的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家庭以及中國的未來。」[2]「1980年代是一個昂揚向上、狂飆突進、激情洋溢的時代，當時的時代氛圍是：救天下蒼生舍我其誰！」[3]這樣的時代氛圍塑造了他的文化性格，1982年大學畢業後他以優異成績留校任教，主講中國現當代文學，將社會淬煉中積累的經驗與文學史、思想史相互對照，開始進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1986年9月，他考取吉林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1988年7月因表現優秀而提前畢業並留校任教，在學術崗位上踏入人生新的征程。

與魯迅相遇，從思想共鳴到學術實踐

吉林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有三個經典的研究方向，包括魯迅研究、中日文學比較研究和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研究。這三個方向也成為張福貴教授確立自身科研體系的基礎架構，他承續了前輩學者劉中樹、劉柏青等先生們開創的學術方向，並融入新的思想意識，成為學術傳承中的代表學者。

魯迅研究是張福貴教授的學術架構中用力最深、也影響顯著的一個方面。20世紀90年代他師從劉中樹先生攻讀博士學位，畢業論文選題就是魯迅研究。魯迅思想的洞察力和超越性令他著迷，在內心深處有精神的共鳴。他深切地認識到，「魯迅不只屬於魯迅、屬於歷史，魯迅是屬於我們民族和世界的，是屬於現在和未來的。」[4]從踏上學術之路開始，他便進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思想高地中，相繼出版的研究著作包括《慣性的終結：魯迅文化選擇的歷史價值》《「活著」的魯迅：魯迅文化選擇的當代意義》《遠離魯迅讓我們變得平庸》等等，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不斷闡釋「魯迅的意義」，成為魯迅研究界受人矚目的學者。有人說他有一種強烈的「魯迅情結」，事實的確如此，魯迅於他不僅是一個學術研究的對象，還是一種可以進行心靈對話和生命意識投射的精神共同體。

張福貴教授自述說：「魯迅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以至新世紀以來等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側重點、不同的變化。」「1980年代最初的時刻，與其說我們是在做一種魯迅學，不如說是在學魯迅。因為在19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環境、乍暖還寒的思想環境，應該說還不是特別便於我們對魯迅進行多元化研究從而得出與以往不同的結論的。所以我們研究的路數還是單一的，就是要肯定魯迅、證明魯迅，證明魯迅之偉大。」[5]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社會的思想環境發生改變，文化反思和傳統文化回歸成為新的文化潮流，魯迅研究中也出現了不同以往的聲音，「魯迅是人不是神」，讓魯迅走下神壇、還原魯迅等成為更具新銳色彩的觀點，張福貴教授也對自己的研究思路進行調整，不過，與社會潮流不同的是，他不是在反思中去強化「作為普通人的魯迅」，而是要「昇華魯迅」，以反思視角重審八十年代研究的局限，發現並闡釋魯迅的思想中那些在當下時代仍然具有振聾發聵意義的內質性因素，「要借用魯迅來言說我們自己和我們這個時代」，「他的改造國民性意識，他的精英意識和平民意識，他的拿來主義文化觀，他的宗教觀，他的人學觀，特別是他的『世界人』觀念，都具有明顯的當代性。」[6]從狂飆突進的八十年代進入商品化、多元化文化氛圍的九十年代，社會轉型導致價值觀的調整和迷茫，成為大多數人需要面對的問題，張福貴等一批魯迅研究者希望通過學術探討為當代文化建設提供鏡鑒，他強調說：「與一些人往後走、要還原魯迅、回到魯迅『是人不是神』的階段有所不同，我實際上比1980年代更往前走了一步，繼續推高魯迅的位置。當然不只是為了魯迅，更是為了當下社會思想文化的轉型，為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我一直認為啟蒙主義永遠不過時，中國啟蒙的任務並沒有真正完成。那麼通過誰來更好地確立一種啟蒙的思想界標呢？那就是魯迅的思想。所以我將魯迅的思想加以擴大化，其實就是用自己的思想來闡釋魯迅的思想。也許從學術研究的角度，這並不一定是最合適的，因為這種主觀性、個人性色彩可能過於強烈。但是我覺得這是讓魯迅思想復活的一種有效方式。」[7]對張福貴教授而言，學術研究不但是對史實的呈現，還在於思想的創造，人文學術研究尤其需要重視思想的創造及其當代意義。

進入新世紀以後，魯迅研究領域呈現出眾聲喧嘩的態勢，從網路上的惡評到教科書中關於魯迅作品選用的爭議，從魯迅與朱安的關係，到如何看待周氏兄弟失和事件，以及魯迅性格的多疑等問題，多元化言說的同時日漸顯露出將魯迅灰色化的傾向，張福貴教授意識到理性地回應質疑，對大眾理解魯迅及其時代具有重要意義。他開始「努力做普及魯迅的工作」，「在很多地方講到一些話題，特別是我們怎麼評價魯迅性格、人格、文化觀、政治觀上的某些困惑、某些謎案，甚至是某些缺陷和不足。」[8]作為學者，以客觀並具有學理性的分析，解答大眾傳播中的質疑和誤讀，這是學術研究的責任所在。

與魯迅的相遇，除了作為觀照社會發展的一種思想資源，對張福貴而言，思想的共鳴還具有方法論上的啟示意義。他多次談到：「魯迅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思想觀念，也為我們提供了逆反式的思維方式，亦即『第二步思維』——把別人思考的終點當作自己思考的起點。」[9]他由此形成了一種具有辯證特質且有前瞻性的思維視角，在魯迅研究和文學史研究領域都提出了廣受關注的一些學術話題。這些創新性思考，有時是面向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代表性作品和文學現象，如對《原野》《潘先生在難中》等文學經典的重讀，對「革命小說」中「革命加戀愛」主題的重評等；有時是面向文學史認知慣性或研究模式的反思，如《晚明文學與五四文學的時差與異質》一文，對「晚明文學與五四文學相同論」進行辨析，指出其屬於「兩個時代」「兩種文化」的內在特質；《從意義概念返回時間概念——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命名問題》《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範式問題》《對近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幾種命名的反思》等文章，則「為解決現代文學史的性質、時間劃分、邊界確認、價值意義、社會功效、文本經典選擇等仍然處於論爭和模糊狀態的相關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10]。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寫作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曾受到研究者質疑，關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命名和「重寫文學史」的學術實踐，都體現出研究者嘗試打破歷史慣性、還原文學史現場，重建文學版圖的訴求；然而以時間概念為切入口的文學史命名在新世紀以後再次面臨名稱界定的尷尬，張福貴教授提出用民國文學、共和國文學概念替代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命名，對文學研究的學術前提進行反思，2010年已降關於「民國文學」概念釋義以及將「民國文學」作為方法重新梳理文學史面貌的爭鳴，成為新世紀以來學界熱議的話題之一。

從學理的角度看，「民國文學」概念既是一種時間概念，也是一種意義概念，其內涵所指是「民國時期的文學」。張福貴教授以魯迅式的「第二步思維」作為思考視點，重審中國近代、現代文學史的研究範式，發現了其中被忽略、遮蔽的歷史事實，「重新找回了被中國近代文學、現代文學所忽略、所遮罩的六年的文學時光。因為近代文學是從1840年到1911年，我們的現代文學是從1917年到1949年，那麼1911年到1917年這六年在我們文學史中近代不講，現代也不講，近代作尾聲，現代作背景，從來沒有把它真正納入文學史的流脈中，而這六年恰恰是中國現代文學轉型的重要時期。為什麼呢？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11]對近現代之交文學轉型時期的歷史作用的重審，串聯起中華文脈的思想鏈條，這樣的思考改變了文學史寫作模式的固化和狹隘化弊病，不僅是學術的探討，更具有思想史重構的意義。

學術跨界，人文研究的實踐性與當代意義

作為一位有著自覺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意識的人文知識份子，張福貴教授一直提倡學術研究要有當代意識和現實關切。思考「今天怎樣去做一個專業的知識份子」這樣的問題，他特別強調「今天的知識份子應當是現代知識份子」，而「現代知識份子最大的特徵就是視野的開闊性、知識的廣泛性以及思考的多樣性」[12]，只有這樣才能正視當下我們自身和社會所存在的問題。

從文學研究擴展到文化研究、教育研究，從歷史省思到社會問題剖析，張福貴教授的研究視域呈現出開闊的格局和恢弘的氣度。新世紀以來，他關注「東北地域文化」研究，主持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東北地域文化研究」，系統深入地梳理了東北地域文化的源流及特質。其中難能可貴的是，以清醒的歷史態度和逆向思維方式，為東北地域文化中的弱點及缺憾進行把脈。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小品熱等文化現象，「東北文化熱」成為文化研究中的熱點問題，然而，如何在熱中開展冷思考，往往更考察研究者的思想敏銳性和學術功力。張福貴教授從東北文化、東北人的觀念等視角切入，痛切地批判東北文化中那些行幫氣、等級制、官本位意識和惰性觀念，呼籲「東北振興」不應僅是外部政策的扶持，還要重視內在思維方式及文化觀念的變革等問題，「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國家、民族的落後在根本上表現為人的落後。不能把局限當作特色，更不能把落後當作優勢」[13]，切中肯綮的分析可謂擲地有聲。

對地域文化的研究，是他思考的起點。在他的文化研究體系中，他更重視從地方性、民族性通向世界性、人類性的思考。在《如何使傳統中國人變成現代中國人——論精神文明建設的現代化取向》《全球化時代與中國現代公民意識的確立》《魯迅「世界人」概念的構成及其當代思想價值》《文化安全的悖論與軟實力的正途》《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與「新全球化」理念》等系列文章中，他多側面地闡述了以現代意識為內核重塑中華文化的精神向度和價值規範，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性。在他的思考中，有一些重要的關鍵字，包括現代中國人、現代公民、世界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價值取向等，他力求要改變的是歷史慣性和文化惰性對於現代文化建設的干擾，指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人類文化從語言文字、生活習俗，直到民族心理都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傳統特徵。當這種文化的特殊性與外來文化相遇時，便表現出文化固有的防禦性和對抗性。」[14]這種文化心理在20世紀中國知識者的思想意識中有突出體現；但是，如果過於強調文明的差異性和對立性，「對這一民族或文化的發展來說既不一定是有益的，也不符合人類文明屬性的基本內涵……只強調人類文化的不同性而忽視人類文化的共同性，很容易把人類文化的差異性當做文化的唯一屬性，並由此演化為一種二元對立的文化思維定勢。」[15]反觀現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歷程，他的分析可謂敏銳、犀利，於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此外，以上述理論層面的思考作為方法，近些年來張福貴教授也對世界華文文學的創作與研究進行討論，相繼發表了《世界華文文學學科性的三個概念》《文化自信與文學建構的人類價值取向》《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國文學文化自信》《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比較文化新視野》等文章，強調世界華文文學學科性的建構，研究和創作中都需要「淡化文化對抗和對立心理，解構固定化的批評模式」，「民族意識絕不能成為人類意識之外的甚至是與之對立的意識，不飽含人類意識的民族意識不是現代的民族意識。」[16]這樣的視角為研究者考察中外文化的碰撞融匯等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考維度，華文文學的世界經驗得以彰顯出來。

從魯迅研究、文學史研究、文化研究到思想史研究、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張福貴教授的學術視界呈現出包容、開放、豐富的特質，創新是其精神追求，原創是其學術內質，而其學術的貢獻更在於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思考和實踐行動。他是有現實情懷的公共知識份子，學術於他不只是知識的積累，更是思想的創造，他堅持認為「思想的重複是沒有太大意義的，思想的價值在於創新，在於產生思想本身」[17]，而有思想的學術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極為渴盼的精神資源。 

（金彤：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吉林省作家協會會員。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華人文學社團、期刊文獻資料整理與研究」（项目批准號23&ZD287）階段性成果）

張福貴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