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心｜“这个军阀还活着？”——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和它的制作者（1）

◆1989年的张学良（左）与郭冠英（右）

1971年的一天晚上，看完电影，台湾大学生郭冠英随好友王一方回到王家，偶遇了一对老夫妇。老先生戴顶线帽，跟他们闲谈，“那部电影不错。”待老先生离开，王一方随口提起，他是张学良。郭冠英当时想的是：“这个军阀还活着？”

郭冠英是台湾资深媒体人。在台湾，有人评价他是“深蓝中的深蓝”，有人称他为“小李敖”。不久前，他来到北京，参加了第五届两岸媒体人峰会。他最近一次成为两岸新闻热点，是2009年因“范兰钦”事件被撤职。而在更早之前，他有一个更具知名度的身份——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的制作人、撰稿人和采访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郭冠英走近缄默了半个世纪的张学良，以忘年交和采访者的身份，制作完成了《世纪行过》。2000年，张学良百岁诞辰之际，这部纪录片在台湾TVBS和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经播出，立即轰动华人世界，观众纷纷致函凤凰卫视，强烈要求重播。一年之后，张学良逝世，纪录片中的大量口述资料和影像愈显珍贵。直到今天，《世纪行过》仍保持着高达9.2分的豆瓣评分。

谈起《世纪行过》幕后，郭冠英说，纪录片的实际拍摄、制作花了一年，但准备、研究、思考、待机，可以说花了十年。而他与张学良的故事，还要从更久远的1949年说起。

1949年4月22日，郭冠英出生在台湾的新竹医院。两三个月前，他尚在母亲腹中，就随父母跨越海峡，自上海飞到了台湾。

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空军的一名中级军官，从重庆军需财务学校毕业后，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是到上海接收江湾机场。等江湾机场修好，国民党大势已去，郭父只能随军撤到台湾，整修新竹机场。新竹机场修好后，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轰炸江湾机场。半个多世纪后，重新讲述这段历史，郭冠英反问了一句：“这不是很荒谬吗？”

孩童时的他却不是这么想的。那时，不管教科书，还是小学老师，灌输给他的都是，台湾的一切“不幸”都与一个叫“西安事变”的东西有关。懵懵懂懂间，他记住了西安事变两位“罪魁祸首”的名字——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一度以为，自己出生在新竹，而不是上海，正是拜张学良所赐。

小学的一位陈老师家住在台湾新竹县竹东镇，课堂上，陈老师多讲了几句课本外的闲话。于是，郭冠英晓得，张学良被关在竹东云雾缭绕的深山里，有时会走出深山，到小镇上买东西，身旁还跟着特务。至于杨虎城，陈老师的说法是“失踪”了。杨虎城到底怎么了？郭冠英“有一点好奇，但也只有一点而已”。

孩童的好奇心很快被抛之脑后，后来，他考上了台湾政治大学，读政治系。他的想法很务实，“政治系比较有前途，可以做官。”谁也没想到，毕业后他的仕途常年原地踏步，直到被撤职前也只是个“小科员”。反倒在研究近代史的领域，因大学好友王一方的机缘，得以走近张学良，成为了一名历史作家。

郭冠英是大三那年认识王一方的。“我是政治系三年级的，他是法律系一年级新生。我们一见如故，他就带我回家，在忠孝东路与敦化南路的交口处。好大的一栋房子，好大的一个院子。”

大院子的主人是王一方的父亲王新衡。王新衡是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回国以后，作为军统局官员，曾被蒋介石派去西安，才到西安没一两天，就赶上西安事变爆发。但他私下与张学良交情亦不薄，张学良晚年在台北有限的社交圈内，有广为流传的“三张一王转转会”，其中的“一王”就是王新衡。“转转会”，就是张学良、张大千、张群和王新衡相约，每月聚餐一次，四人轮流做东。

正因如此，大学时期的郭冠英才能在王家偶遇张学良。只是，当时的他还不懂历史，直到1971年，进入政大东亚研究所读研究生，他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的印象才开始转变。

成立于1967年的“东亚研究所”，最初主要是研究大陆情况，以便蒋介石知己知彼，“反攻大陆”。在这个受到特殊关照的学术机构，郭冠英看到了大量机密资料——大陆公开出版的《人民日报》《人民画报》《红旗》《参考消息》等，在当时的台湾，这些都属于“禁书”。他还看过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完整的、不丑化大陆的纪录片”。当然，因为把大陆拍得“还不错”，片子没有在台湾公映。

后来，郭冠英的女儿谈到父亲的这段经历，“我爸爸本是训练来做特务，结果他反因此开了眼界，看了机密，其实只是些掩盖的常识，成了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