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红山——文明之初的美学探索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耀眼的一颗，其发展繁荣时期的代表性遗址牛河梁已步入古国时代第一阶段。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源之一，红山文化积淀着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文化基因，其中也蕴藏着中华艺术滥觞的密码。红山文化考古发掘出土的玉石陶器等遗物、坛庙冢等遗迹所呈现出的艺术之美，实证了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先民的审美意识已初步形成，而其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生动写意的表现手法、理想信念的精神寄托，在发展中逐渐凝聚积淀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美学理念和艺术追求，传承有序而永不衰竭。
红山文化作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承袭了本地陶筒形罐、细石器、玉文化传统，与黄河流域交流互动后吸收彩陶制造技术，发展出有自身特色的彩陶文化，更在进步过程中形成发达的宗教信仰和先进的玉礼制传统，最先踏入文明的征程。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塑、玉雕、祭祀礼仪建筑等不仅实证了这一历史进程，更全面映射了红山先民的艺术探索之路。
制陶为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建立了丰功伟绩，陶铸万物的同时也陶冶着人们的艺术情操。文明发端的红山文化也发现了大量陶器，质地主要分为夹砂与泥质两大类，在晚期泥质陶数量占优。陶器造型种类繁多，有筒形罐、瓮、盆、钵等，尤以彩陶筒形器、彩陶罍、“塔形器”最为引人注目。这些彩陶器物造型独特，器表以红为底，施以黑色的线条状纹、几何纹、勾连纹与鳞纹等纹饰，既耀眼又灵动，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反映了红山人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成为我们了解红山人生活和审美情趣的重要窗口。
人像雕塑诞生在人类发明与使用工具的基础之上，它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对人的能动精神的把握，体现出某种特殊的原始信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雕塑人像有50余件，在材质上可分陶塑、泥塑、石雕与玉雕。这些人像雕塑造型大体可分为站立式、盘坐式、跪坐式、蹲坐式四种。既有裸体也有部分穿着装饰。动作较为统一，双臂多前屈，小臂和手部贴放于腹部上下或置于胸前。面部多为双目突出呈椭圆形或微睁呈月牙形，嘴部紧闭或突起呈呼喊状。整体呈现的状态有一定的相似性。敖汉兴隆沟整身陶人、牛河梁遗址女神头像、玉人等人像面部五官比例及装饰得当，极富写实性，堪称红山文化人像的“高颜值”代表。
玉，石之美者，在万年文化史的发展历程中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她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作为一种精神理念、价值认同，成为中华文明发生、发展、交流、互动的内驱力。玉文化在北方孕育发展，至红山文化晚期达到第一次发展高峰，牛河梁遗址晚期墓葬中唯玉为葬彰显了玉礼制初成，中华文明开始熠熠生辉。考古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数量仅百余件，但是材质优良、种类繁多，按造型题材可分为装饰类、工具类、人物类、动物类、特殊题材类。装饰类玉器主要有玦、环、管、珠等。工具类玉器主要有斧、锛、凿、钺、棒形器等。人物类玉器较少，仅第十六地点出土有1件。动物类玉器主要有龙、兽面形器、鸟、鸮、鹰、龟、蚕等，这类玉器的造型特征突出，气韵生动，充满灵性，是红山文化晚期玉器发展高峰的重要体现。特殊类玉器主要有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璧、双联璧、三联璧等，造型奇特，工艺复杂，寓意深刻。这些璀璨的玉制品反映了红山文化晚期玉雕技术的飞跃性进步，线切割技术更加娴熟，锯片状切割技术开始广泛应用，抛光、施纹、钻孔等工艺技术更加规范和成熟，阴刻线纹、瓦沟纹、凸棱纹、网格纹、几何形纹样等各种纹样勾勒出红山人不同流俗的艺术追求。
衣食住行，民生之本，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伴随住而产生发展的建筑见证着人类的进步和文化的传承，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象征和创造性的体现。步入文明历程中的红山文化，将其精神追求赋予祭祀礼仪建筑，在牛河梁遗址创造出了五千年前建筑艺术的杰作——坛、庙、冢，开启了中国古建筑中轴对称的建筑布局。坛有方有圆，边缘以经加工的石片或柱状石砌筑，形状十分规整，牛河梁第二地点祭坛还起三层圆台，神秘莫测。第一地点女神庙应为土木建筑，有木柱支撑的屋顶，室内墙壁施以彩绘装饰，安放有泥或陶塑人像、动物等，庄严肃穆。坛的位置恰在女神庙的正南部，南北相距不到千米，为北庙南坛的布局，共同构成牛河梁遗址群中轴线。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最新考古工作发现“女神庙”与北侧TJ5和TJ6之间通过斜坡状通道相连，在通道外侧与两台基址边界石墙之内修筑 “八字形”挡水墙和排水沟，形成了以斜坡状通道和“女神庙”为中轴线的对称布局。这些恢宏的建筑与山形地势结合，形成了牛河梁遗址人文与自然融合共生的和谐之韵，映射出红山人美的追求。
中华艺术主要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8000——4000年）产生，而且越接近文明时代，人类的文化创造能力越有大幅度的提升。步入文明征程的红山人所创造的灿烂文化遗产，是当时艺术的杰出代表，也充分体现了红山人独特的美学理念和审美标准。
农耕生活的红山文化，自然环境优越，社会稳定发展。和谐的生存基调使红山人追寻天地万物法则，以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追求自然美的审美标准折射在红山人对陶器等艺术品的创作上，无一例外都展现了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设计理念。红山文化彩陶纹样的发展并未将单独纹样复杂化，而是以连缀构成方式的重复性组成了更为生动的整体纹样，使单一明晰的纹样变得丰富而有节奏，极富动感。古国之时，这些纹样的产生，更多的是与自然、气候、环境相关的观念所致，所传达的信息不是对自然物的恐惧和屈从，而是一种自信的稳定、欢乐的律动、坦荡的包容、朴实的和谐。这种行云流水的和谐之感也正是红山人美好心灵的写照。
通观红山艺术品，简洁与质朴气息扑面而来，没有过度的繁复与装饰，却极具视觉、平衡、对称和稳定之美。红山玉器在造型上重点突出，凝聚视觉，比如以头部强化为中心点的玉雕龙，整体造型上头部比例增加，眼睛放大，卷尾缩小，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这种造型艺术是红山先民一种最素朴的感受，也是卓有成效的艺术表现方式。龙形还暗含分割比例，从吻部到眼睛，再到鬃毛的起点，从鬃毛的末端到龙尾的高度，都符合人体视觉美感的黄金比例。双鸮玉佩、勾云形玉佩等又极富对称平衡之美。不追求繁缛与复杂，仅以简单的造型、高水准的艺术表现玉器之美，体现了红山先民对事物本质和内在美的追求。
红山艺术品在追求形式美的同时，更注重神韵和意境的传达。玉作为当时的祭祀媒介，承载着红山人的精神内涵，成为等级身份的象征，在这种社会意义下，玉成为珍稀之品，最大程度保留体量又要表示出深刻的内涵，这成为红山玉工具有顶级设计能力的刚性要求。因此，高度概括的简练造型，简洁生动的细腻线条成就了红山玉的意向之美。寥寥数笔雕琢出动物的典型特征及活动状态，概括抽象的几何图形表现出相对写实的造型。如兽面勾云形玉器，其主体如猫头鹰的锐利双目，左右如同展开的双翅，保留动物的典型特征又散发神乎其神之感，使人产生视觉和心灵记忆，进而升华为一种精神符号。
美是一种哲学亦是一种秩序，产生于社会，既多元又开放。艺术作为美的一种承载，亦拥有多面之征。红山艺术诞生于文明之初，她所衍生出的“品”，基本成为藏礼之器，为我们揭示了红山先民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并规范着红山社会有序发展。在牛河梁遗址中，彩陶无底筒形器、塔形器，器型规整、体量庞大、纹饰精美，玉器质地精良、造型优美、富含神韵，显示出高超的制陶和制玉技术，暗示了社会分工明确；彩陶无底筒形器发现于高规格积石冢和祭坛周边，成为红山先民沟通天地的神器，规范了人与神的关系。墓葬中唯玉为葬，不同规格的墓葬所含有的玉器数量及组合亦不相同，彰显了墓主人身份、地位、政治待遇的不同，规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彩陶、玉器生而不为礼，但因具有“他美”获得了礼器的身份，成为红山社会秩序规范的载体；雕塑人像发现于东山嘴等红山文化遗址中，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中置于神庙内的红山女神被视为红山人的共祖，说明红山文化中已经有了达成一致规范的思想制约和认同；祭祀礼仪活动建筑普遍出现并且规模大小不一，表明信仰和礼仪活动的普遍性及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管理能力。礼制成为红山社会团结、发展和秩序建立的基础，艺术伴随红山先民进入文明的历史进程。
红山人对美的探索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重视写意的表现手法、隐喻含蓄的象征观念等美学理念，进一步铸就了红山文化独特的艺术风格，并融入中华传统艺术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独具的艺术基因，随着数千年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的流淌不断充实、积淀、提升，且多姿多彩、推陈出新，以历久弥坚的生命活力推动中华艺术光彩辉映于世界艺术之林，美美与共。
来源：《侨园》杂志2024年第11期（总第283期）
作者：李霞（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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