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哥大/布朗等12所大学因招生不公赔偿2亿：摊牌了，普通家庭的小孩不配被录！

美国大学的招生真的公平吗？百分之百的公平自然是不存在的，整体审查看似给了多才多艺的学生更多被录取的机会，但从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更多可以动手脚的地方。

与其说美本申请是申请者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是申请人家庭财富之间的竞争？有一群学生因为多所美国大学偏爱富人家的孩子而将它们告上了法庭，还有一堆顶尖大学招生黑幕的消息被爆出……

录取是场家产的比拼？

 

半个多月前，一项新的动议被提交，指控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乔治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在内的几所顶级大学作为一个“价格操纵联盟”运作，在录取过程中系统性地偏袒富有的申请人。

图片来源：学校官网

这项指控始于 2022 年，当时的诉讼案在伊利诺伊州联邦法院处理，原告是 8 名学生，他们指控包括乔治城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MIT等在内的17所顶尖大学，涉嫌在招生过程中偏袒富有家庭的申请者，并合谋限制对学生的经济援助。

最初被指控的17所大学为布朗大学、加州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杜克大学、埃默里大学、乔治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西北大学、圣母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莱斯大学、范德堡大学、耶鲁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诉讼中提到的 17 所大学中，有 12 所已经与学生达成和解，支付了超 2 亿美元的赔偿，其中包括向在校或前学生支付高达 2,000 美元的款项，这些学生的经济援助可能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被克扣。其余五所大学仍在僵持中，分别是康奈尔大学、乔治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圣母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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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原告再次向法院递交了申请，诉讼剩余的大学，要求的赔偿金额高达 6.85 亿美元。

随着这一新动向，也有更多招生的暗箱操作被曝光。麻省理工学院招生主任斯图亚特·施米尔 (Stuart Schmill) 在 2018 年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该校录取了当时董事会主席罗伯特·米勒德 (Robert Millard) 推荐的六名申请者中的四名，其中两名“本来不会录取的”。另外两名申请者没有被录取，因为他们“水平不够，或者他的推动力不够强”。

在电子邮件中，施米尔表示，米勒德小心翼翼地淡化了他对招生决定的影响，但他表示，主席也发送了所有六名学生的记录，后来与施米尔会面，分享了“他认为谁更优先”的见解。

图片来源：学校官网

麻省理工学院称该诉讼和有关招生偏袒的指控毫无根据。“麻省理工学院在招生方面没有偏袒富人的历史，事实恰恰相反。”大学发言人金伯利·艾伦 (Kimberly Allen) 表示，“经过多年的调查，我们制作了数百万份文件，这些文件充分证明了我们招生过程的独立性，原告只能举出一个例子，即董事会成员的推荐帮助影响了两名本科申请者的决定。”

宾夕法尼亚大学在一份声明中也表示，此案毫无根据，且不利于那些家庭向常春藤盟校捐款或承诺捐款的学生。圣母大学的官员也称此案毫无根据：“我们相信，每一位被圣母大学录取的学生都完全合格，并准备好取得成功。

不过，圣母大学确实录取过学术背景不佳的富裕学生。根据新的法庭文件，时任圣母大学招生副校长的唐·毕晓普 (Don Bishop) 在 2012 年的电子邮件中直言不讳地提到，2012 年的这批学生中有 38 名申请者获得了“非常低”的学术评分。他说，这些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关系和资助历史”，并补充说“我们今年让他们的高额捐赠或潜在捐赠比去年更多地影响了我们的选择。”

他的电子邮件最后一句是：“希望明年有钱人能多培养几个聪明的孩子！”

一切问题都是钱的问题

 

其实，美国大学偏爱富人家的孩子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捐楼进哈佛的说法也一直有。从录取数据上看，也有很明显证据支持，经济学家拉吉·切蒂、戴维·戴明和约翰·弗里德曼的新研究发现，父母富裕的学生在精英大学录取中享有巨大优势，仅凭学术记录无法解释这一点。

推动富裕学生在精英大学录取中占据优势的最大单一因素是对校友子女的偏好。在申请人的其他特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父母曾就读该大学的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可能性是非校友子女的三倍。

校友子女录取是获得富裕校友捐款的一种手段——如果申请人是校友子女，那么申请精英大学的中产阶级学生被录取的几率将提高大约三倍，但收入最高的校友子女申请者被录取的可能性将提高大约五倍。

虽然大学提供的是教育，但是学校要运营，总需要足够的基金，捐赠资金是许多顶尖美国大学收入中重要的一部分，而其中有不少来自校友。相反，录取家境较普通的学生，不仅丢掉了这部分收入，还有可能要支付更多的经济援助，一来二去就是极大的财务负担。

财政危机的风的确吹到了美国大学，2024 年平均每周有一所美国大学倒闭。就连绝对算是第一梯队的芝加哥大学和布朗大学也出现了财政赤字。不久前，布朗大学被曝正面临着4600 万美元的结构性预算赤字，如果不改变运营方式，下一年赤字将增加到 9000多万美元，所以布朗大学不得不开始采取控制运营费用、控制教职员工人数增长、缩减博士项目规模、以及扩招硕士和在线学习的学生等措施。

虽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布朗大学会持续实施 Need-Blind 政策的基础上，但既然之前都有偏好富裕学生的倾向，而且传承录取仍然没被取消，在财政有危机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不会有改善。

是否有破局之法？

 

讽刺的是，尽管高等教育的捍卫者将大学视为经济流动的引擎，但顶尖美国大学却成了阻碍——是否有办法改变这个情况？

 大学录取更多依靠标准化考试

虽然 SAT 和 ACT 为能够负担得起考试准备课程的富裕学生提供了优势，但研究表明，即使考虑到标准化考试成绩，富裕学生在大学录取中仍然占有优势。因此，更多地强调标准化考试而不是非学术因素将改善新生的社会经济多样性。

在极端情况下，从所有 SAT 成绩超过 1500 分的申请者中随机挑选一个入学班级，将促使精英大学校园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学生的代表性增加，但精英大学极不可能这样做，因为放弃对富裕校友子女的偏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事实上，大多数学校都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扩大精英学校的学生人数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就读四年制大学的学生人数翻了一番，但大多数精英大学并没有扩大招生规模。即使录取时考虑的因素保持不变，扩大招生规模也会让更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学生有机会获得高收入、声望高的职业和领导角色。

有足够多的优秀申请者值得被录取，但精英大学的大部分价值与其排他性息息相关，名校能够将毕业生推向前 1% 的能力主要归功于品牌效应，它们不太可能扩大招生规模。

 放弃对名校的非理性偏好

如果说前面两点需要寄希望于学校，那么这一点则不用，精英大学心中有本账，但我们不必跟着一起玩。在浏览简历时，雇主可以简单地不那么看重学校名称，转而查看求职者的其他资格，既然名校录取依赖父母财富和遗产地位等非学术因素，名校学位就并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可靠的学术卓越的指标，假如更多的人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普通家庭的孩子便能有更多的机会。

写在最后

 

当然啦，以上任何一点都是理想的讨论，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家庭背景并不是能轻易改变的事，普通家庭的孩子得到的机会相对较少，却也永远不是没有。做好自己能做的，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结果，大概是最实际的应对办法。

有时候，仅仅是来到其他人的起跑线，也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