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明千里照平沙 -- 黄宗之先生访谈录

《文舞霓裳》文学专栏  第424期

【作者 黄宗之】 湖南衡阳人，医学硕士。曾在湖南南华大学医学院工作，担任助理研究员、副教授、科研处副处长、产业办主任。1995年应邀到美国，在南加大做访问学者，从事肝癌分子生物学研究，2001年转入欧洲一家生物制药公司美国分公司研究开发部担任科学家，工作至2022年初退休。

与夫人朱雪梅合作发表六部长篇小说、以一个人署名发表一部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当代 长篇小说选刊》出版。在《北京文学》《小说月报》等杂志和美国华文报纸上发表有三十余篇中、短篇小说、散文等。

现任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监事长、荣誉会长，北美华人作家协会理事，世界华人作家联盟常务理事，《世界华人周报》文学版和综合版主编。

【作者 姜子卓】1999年3月生，山东潍坊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词刊》特约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音乐文学和文学地理学研究。

姜子卓（以下简称“姜”）：黄老师，您好！很荣幸受到《世界文学评论》编辑部委托，对您进行书面采访。作为著名的移民作家，您从事文学创作二十余年，最主要的追求是什么呢？

 

黄宗之（以下简称“黄”）：我于1999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2001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处女长篇小说《阳光西海岸》，走过了二十余年。至今与妻子朱雪梅合著的六部长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出版，单独在《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发表一部长篇小说，并撰写了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自传《风雨兼程》，并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散文。

我是一个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科技人员，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随着出国大潮，离开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来到富裕发达的美国。我经历了一个新移民会走过的连根拔起的移植过程，在异域他乡度过了最初几年的艰辛，亲身体验了与过去几十年完全不同的生活。我最初的文学创作主题均是聚焦在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其原因是美国最为发达的便是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两个领域，而我在美国恰好是在世界一流大学和生物制药公司的研究室从事工作。我毕竟是中国培养出来的科技人员，定居在了美国，内心还是感到愧疚，所以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努力，在促进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发展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最迫切需要的正是教育与科学这两个方面，所以，我自己最初的文学创作紧紧地扣住这两个领域，希望通过自己的笔把美国好的方面介绍到国内去。可是到后来，中国的进步与崛起，中美关系的变化，都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我目睹了这个世界翻天覆地的巨大改变，我意识到仅关注教育和科学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关注我们自己以及后代的生存环境，必须关注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这一更加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在业余时间里进行文学创作，追求的不是文学成就本身，而是想用文学作为工具和表达形式实现自己的想法，达到目的。作为新移民，我生活在美国洛杉矶这个世界文化的重镇和交汇处，有幸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所以，我一直紧紧关注社会的变化，挖掘它潜在的意义，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下来，用自己的笔作为这一段真实历史的记录者。 

姜：文学艺术来源于深刻的现实，那么您小说作品的题材和主题主要来源于何处呢？

黄：我们的小说题材均来源于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和自己周围新移民发生的事件。它的主题和社会意义是在书写的过程中，边写，边思考，边认识，边挖掘，才逐渐明晰起来的。诸如小说《阳光西海岸》的题材来源于我到美国最初三年的生活经历，那一段日子非常艰难，我离开中国时，父亲把他辛苦储蓄的两千元人民币全部交给了我，帮助我在美国生活。可是，我到达美国仅十天，他在家乡病故，我独自在美国，有家不能回，跪在租住的房间地板上，面朝东方痛哭。此后，我又被研究室的教授赶出实验室，差点失掉合法身份。挺过了最初艰难的三年，我们的物质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并很快实现了当时新移民所梦寐以求的美国梦。有了一份收入稳定的研究工作，拿到了绿卡，买了车子，贷款买了房子。物质生活满足了，精神却没有了着落，找不到自己的归属。为此，我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了下来。这部小说记录了那一段真实的历史，并通过自己这一段的人生经历，反思科技学人出国对自身价值和生命意义的重新认识，诘问我们为什么要出国？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从而挖掘它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中国在未来崛起的作用。

长篇小说《破茧》源自我大女儿在美国成长、接受教育的经历。我们援用传统的中国式教育方式，在我们不熟悉的美国教育体系里，领着她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往前走。面对父母和学校所给予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和环境，她不断挣扎、反抗，与我们产生尖锐的矛盾，发生了巨大的冲突。那一段时期，我们过得非常艰难，努力寻找出路，盼望解决与孩子之间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让自己深入到美国的教育实践中，分析和了解两个教育体系的差别，从而撰写这部成长小说，探讨教育的目的。这部小说记载了我们自己和孩子各自咬破束缚自己的茧子的故事，故取名为《破茧》。

长篇小说《藤校逐梦》同样源自我周围的生活，有不少国内家长把年幼的孩子送来美国读书，希望他们能够进入美国名校。可我们耳闻目睹在缺少父母关爱的环境里成长的孩子出了多少问题。为此，我们根据三个原型创作长篇小说《藤校逐梦》，探讨追求名校的目的何在？为什么非要读名校不可？名校究竟能够给孩子什么？我自己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均就读于非常普通的学校。我们希望父母给孩子真正的爱，应该是他们在人生大海中前行的航灯，而不是他们避风停靠的港湾，要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正确的人生观、高尚的品德、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决心。

长篇小说《艰难抉择》的素材源自美国与中国在贸易、科技竞争中科技人员受到不公平对待，有华人科学家不断被捕、遭起诉，导致海外华人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社会现实。我们通过反映两个华人科学家因与中国有关研究单位合作项目而遭受不幸的经历进行创作，讲述美中关系恶化的后果，这不仅伤害到了第一代新移民，并已经对下一代华人在求学、工作等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此，我们的主题是糟糕的美中关系不仅对两个国家百害无一益，对我们海外华人更不利，为了给我们自己和下一代创造好的生存环境，我们应该成为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加强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两国之间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姜：您的作品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近年读到您创作的一些散文，您认为与写小说有什么不同？

黄：我们发表的小说与散文均是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它们都有原型，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或故事。我不会刻意去追求文学技巧和写作表现手法，而会尽量采用朴素的语言，在感情上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敞开胸怀把读者当成朋友，与他们站在同一层面交流。

在写每一部长篇小说之时，我都尽可能避免与类似题材雷同，会深入挖掘主题和它的社会与历史意义。我不写风花月夜，也不写家长里短，主要还是写与新移民息息相关的社会议题。同时。我在乎文学的社会影响，虽然文学创作属于非常私人性质的活动，但它具有社会性，当作品一经发表，进入公众视线，它就会对他人造成影响。为此，作家肩负有社会责任，应该传播正能量，作正面引导。

人们大多会认为，文学应该描写苦难，揭露社会阴暗，鞭打现实中的不义。这当然是一个作家的社会道义、责任和正义。但对任何一件事情，我都会尽量保持冷静的态度，采取相对客观的方式分析，远距离和历史性地看问题。特别是写散文，它与写小说不同的是，我不虚构、不武断、猜想或杜撰，而是实事求是，注重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用眼睛观察，写自己看到的。

正因为如此，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方面，我始终抱着看好的一面，不去苛求不足，这种态度无疑会直接反映到我的文学创作中。之所以如此，是我从与自己孩子相处的过程中获得的经验。过去在孩子的教育上，我采取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条子（打手掌的工具）底下出好人”，严管苛教。当她们出现问题时，我严厉地批评，结果，孩子根本不听，与我斗，我们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厉害。后来，我改变了方式，及时称赞她们每一点进步，分享她们所取得的成绩，肯定她们付出的努力。即使孩子做得不好，有过错，我也不指责和教训，仅是善意地讲出我的看法，以供参考。所以，我在文学创作中，在小说里塑造人物，不会塑造绝对的坏人。在纪实文学里，我会正面书写，尽量挖掘他人的长处和优点。抱有善意，保持客观，是我做人和文学创作的原则。其实，细想一下，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足和不尽如人意之处，写人，对事，对一个国家，道理都是一样的，这一点，读者们会在我正在创作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里得到验证的。 

姜：您认为移民美国之后，作家的视野与眼界会有什么变化呢？

黄：移民美国后，作家的文学创作有非常大的不同。首先，一个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社会的作家，由于文化、传统、价值观、生存环境的不同，受到的冲击强烈，作品里会呈现崭新的生命体验。他们有了两个社会的经历，有了具体的参照物做比较，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也会不一样。更因为与其他族裔的接触，受多元文化的影响，视野也变得更为宽广。移民作家回望过去，或者书写曾经在国内的生活，由于距离远了，就会不再拘泥细节。作家回国探亲访问，通常是隔几年回去一趟，相比于每天处在同一环境里生活的国内作家，更能感受到变化，触动文学创作。在有感而发的作品里，也更易流露真情而生发出感人的艺术效果。另外，在海外，文学创作非常自由，没有条条框框，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姜：您认为美国新移民文学主要的成就是什么呢？

 

黄：在美国，新移民相对集中的三个区域：纽约及其周边地区、旧金山及其湾区，以及大洛杉矶地区。新移民作家的队伍不断庞大，文学创作日益活跃，产生了大量对海外华文文学有影响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从中国台湾来美国留学的留学生作家，於梨华、聂华苓、白先勇、杨牧、郑愁予等，主要描写中国留学生在异域生活和心态的文学作品，反映的是文化边缘人的边缘生存状态，抒发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漂泊流浪的孤独和无根失根的苦闷，并借此抒发自己的文化乡愁和爱国情绪，从而开启了留学生文学创作之路。

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移民文学”崛起，海外华文文学的写作主力从台港留学生转向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的留学、访学、经商、打工、陪读的华人群体。苏炜在美国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荷里活8号汽车旅馆》，被认为是这一文学的滥觞（lànshāng，江河发源之地）。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两部长篇自传体小说，以亲身经历为主要依据，向国内读者热切地讲述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经过挣扎奋斗而大获成功的传奇故事，在海内外引发了巨大的反响。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新移民文学也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在美国涌现出一大批新移民作家，他们写漂泊的艰辛、淘金梦的破灭、中西文化冲突、文化乡愁等海内外热切关注的话题。海外华文文学移民题材的小说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大量的文学作品发表了，涌现出不少佳作。到了21世纪，美国的新移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主题更是实现了新的突破，教育小说、成长小说崛起，反映生存状态、文化传承、美中关系等的作品不断涌现，引领新移民文学朝向纵深发展。

2004年9月，在江西南昌大学举行的首届新移民作家笔会会议上，六十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作家和中国大陆研究华文文学的知名学者汇聚南昌，交流创作经验，展望文学前景。大会期间，发起成立“新移民作家笔会”，此后，国际新移民作家笔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其中，新移民作家的主力军也是美国的作家，过去出版有三部重要文集，介绍海外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如融融与陈瑞琳合编的《一代飞鸿》、陈瑞琳主编的《横看成岭侧成峰——新移民文学纵览》以及江少川教授出版的《海山苍苍——海外华裔作家访谈录》，介绍的华文作家也主要是美国的华文作家。在洛杉矶、旧金山的作家协会，率先举办文学论坛，邀请国内学界专家学者互动，在海内外文学交流中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由此可见，美国新移民文学主要的成就涉及很多方面。美国是新移民文学的发源地，在新移民文学作品的创作、文学评论、文学交流、文学传播等各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促进新移民文学的进步和发展中是排头兵，是攻坚队，是播种机，是传承者。

姜：您最近几年的写作为什么聚焦在纪实文学方面？如何理解您曾发表的文章里所说的“当有一天她们和她们的下一代想寻找自己根的时候，能够从我写的纪实文学作品里，找到回乡的路。”这句话呢？

黄：我最近几年的写作主要放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编写家史和自传，另一方面写在海内外的所见所闻。我编写家史和撰写自传的原因，在我曾写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过，是由于我的小女儿黄珊妮在读大学时，教授要求学生写一篇《我的根》的作业，她要我给她讲家史，讲我的父亲。我讲不出来，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国民党起义将领，毕业于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过去曾因家庭成分对我造成过很大的影响，父亲在世时，我不愿意触碰他的过去。这件事让我反思，华人新移民对自己家族史的不清楚，导致他们的后代“失根”的问题。未来，当我们这一代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下一代很有可能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当有一天他们的儿女也需要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写《我的根》时，必将陷入比我们更加窘迫的困境，所以，我尽力搜集父辈的历史资料，与家人共同撰写一部家族史，并写了一部自传《风雨兼程》，把我过去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详细写了出来，给生活在美国的两个女儿留下我的人生足迹，让她们知道自己是谁，来自何处，她们是中国人，为何会待在美国。

之前你给我发过微信，希望我谈一下在作品中如何阐释和探索“文化寻根意识”的。首先我想说说文化寻根。根是什么？“根”是固有的存在，它所对应的是不可取消的“问题”。而“寻”则意味着缺失与焦虑中处置问题的方式。

“寻根”是对“根”的追溯与彰显，对“根”的生存环境和存活状态的寻找和索求，带有强烈的文化关切与问题意识，聚焦在解决精神危机中的深层焦虑。

文化是有根的。“文化的根”又是什么呢？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渊源，是传统思想和精神，是民族的家园故土和生存环境。一个国家的文化是考察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生命力的重要因素，这种文化培养了民族的性格，它根植于民族传统的土壤里。

“文化寻根”不是恋旧和复古，而是以现代意识重新认识长期积淀的民族文化，是对民族的重新认识、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与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根所深系的土地以及存活的土壤。

而我是如何在作品中阐释和探索“文化寻根意识”的呢？

我们过去发表的几部长篇小说均属于“问题小说”，它们的主题涉及的是社会现实问题。在作品中，我们关注在美华人移民的生存状态，有意识地把所遇到的问题与自己曾经生活的国家、故乡、民族联系到一起，在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体现中国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追溯和探讨它们的根和源，并对它们进行重新认识。在《阳光西海岸》中反思我们为什么出国，把如此巨大的一批科技人员流到海外，与一百五十多年前华工在美国修建西部铁路的历史做类比，阐释它对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影响和历史意义。《破茧》探问教育的目的何在，我们讲述在孩子成长中，两代人观念的矛盾与文化冲突，比较美国与中国传统教育体系的差异。《藤校逐梦》提问为什么要追逐藤校，华人家庭重视教育，父母不明目的地追逐名校，对孩子的未来进行把控与干涉，揭示这样做可能造成的恶果。《艰难抉择》通过华裔学者为什么会被捕，讲述中美关系的交恶对在美华人生存状态的影响。我们在文学作品中承载社会政治、现实问题与时代历史，采用文学的形式正视与探索，用中国人特有的感受、固有的审美角度和认识问题的方式来阐释这些问题，回应社会积弊与现实的重大命题。

在海外生活的下一代移民存在文化断层现象。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和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就会找不到自我。我们生活在美国，加入了美国籍，但美国白人并不认为我们这些黄皮肤华人是美国人，假如我们自己不能够认清楚自己究竟是谁的话，也就很容易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找不到方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下一代对中华文化缺少了解，必将在海外的华人移民后代身上造成文化断层与失根。

所以，对于我们以及后代而言，“文化寻根”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务必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中华文化，寻找激发自己生命能量的源泉。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果做深入挖掘，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站在现代性的高度上，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思考中华文化的命运，来解决现代进程中的精神走向。当今信息时代，网络的发达，势必带来中西文化大冲撞和文化大交汇。特别是我们这些人，生活在海外的生存环境里，文化的冲撞更加激烈和直接，我们只有找到自己文化的根，文化上存有足够的自信，才能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寻求互相理解、彼此接纳、和平共处和相互尊重。

寻根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深入生活、认识生活的过程，是加深对生活理解的过程。文化寻根为我本人在后续撰写纪实文学作品提供了创作的思想基础和动力。为了给生活在美国的两个女儿寻根，我主编家史和写自传。近几年，我多次回到中国，参加文学论坛、文学交流，以及探亲访友。我到过不少省市采风，深入中国社会，对中国重新认识，加深对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的进一步了解。这种采风实际上也是在为我自己寻根。一个国家的文化是考察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生命力的重要因素。我在曾生活过的那一片故土上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为此，我目前的写作重心便是把回国的所见所思以及在海外的所闻所想写下来。

无论写家史、写自传，还是写海内外所见所闻，我都是以华人重直觉，思维上重综合，从整体意义上来把握。我所撰写的作品直接面对客体，进而把自己的感觉和思考记录下来。我前面提到海外出生的下一代存在文化断层现象，而弥补这个断层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我趁着现在人生已经处在黄昏之际，尽量留下一些真实的历史记录，而纪实作品要比小说里虚构的故事和事件的阐述更加具有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只有我们这些亲历者，详尽地写下我们的故事和记录我们所经历的时代，这样，当未来有一天，我们的孩子想要了解她们是谁的时候，才能够从我们留下的自传和纪实作品中，找到历史的渊与自己的源。

姜：您目前的主要精力在主编《世界华人周刊》文学版和综合版，为什么？

黄：海外华文文学在近二十年来蓬勃发展，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产生出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

近十年来，由于科技进步迅猛，网络通信快速发展，纸质媒体受到严重冲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报社、杂志社、书店不断倒闭，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销售艰难，严肃文学几乎无人问津，书卖不出去，纸质媒体难以为继。从事华文文学创作的作家与文友，受国际政治形势变化及陷入出刊作品渠道日渐紧缩和国家间相互关系不利的双重影响，面临文学作品传播日益困难的局面。网络媒介和短视频的兴起，使得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发生巨大的变革。人们看手机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了大量时间，文学作品经由网络传播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无法改变现实，在新形势下，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寻找出路。在当今形势下，如何走出困境，成为摆在各国华人作协面前必须共同正视的当务之急。为此，我们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与各国华文作协一样，把自己的努力方向，放在文学作品的传播如何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适应新的形势发展上面。

如何走进人类进步的共同体，加强与海内外文化单位和华文文学团体的合作，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作出努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为此，我们主编《世界华人周刊》文学专版和综合版，旨在创建一个具有跨域性与交流性的平台，给海外各地域作家发表作品提供一个高质量的资源共享和进行互动的园地，利用各地优势，拓展传播渠道，出刊和推介优秀文学作品与作家，促进五大洲华文作家与研究学者联手起来，以形成合力，扩大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影响，使其进一步受到中国当代文坛的关注，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共同进步与发展进程中起到桥梁作用。 

姜：新移民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连通世界的桥梁吗？海外华文文学作家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什么？

黄：新移民文学是海外华文作家用中国人的视觉讲述中国人的故事，讲述中国人在世界的故事。海外作家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主力军和架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因为他们在中国与居住国都有相当长的生活经历，对双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都有详尽的了解，故能够融会贯通，用彼此都可以接受的观念和方式谈论问题，起到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作用。

但目前新移民文学并没有真正起到中国当代文学链接世界的桥梁作用。

海外华文作家群队伍庞大，他们用中文书写文学作品，在中国国内或海外中文报纸和出版社发表，读者群仍旧是华人，故在这几十年里，海外华文文学一直只是在中国人内部进行内循环。目前所处于这种状态的主因，是由于文学作品中语言表达要比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的语言表达困难很多。在文学作品中，同样一个词语，在不同场合出现，它所表达的意思可能完全不一样，绝大多数海外华文作家的第二语言程度，远没有达到熟练运用和区别它们。新移民后代中，文学水平不错的人虽然不少能够讲中文，但绝大部分人读不懂中文文学作品，更难以用中文写作。在海外仅有很少几位华人作家采用英文写作。

在美国大学东亚文学系里有一批华文文学教授，他们本可以承担华文作品翻译工作，但各大学重视文学评论和文本研究，对翻译作品并不待见，甚至不计入考核教授的业绩范畴之内。为此，需华文作家与翻译家抱团，由英文程度好的一批海外作家或者国内外国语学院的教师组建翻译队伍，这是链接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海外华文文学走出内循环的当务之急。

海外华文文学作家面临的主要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海外华文作家协会是自发组成的群众文学团体，没有经费来源，作家协会的日常运转和出版刊物等全靠自己出钱出力，协会工作全是义务劳动。这给协会开展文学交流、举办文学活动等造成了相当的困难和压力，制约了海外华文文学的进步与发展。二是作品出版困难。特别是在近年，纸质媒体受网络冲击，在整个大环境下，海外作家在国内出版文学作品已经是极为困难，而这些因素将会进一步阻碍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期待未来海外华文文学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本文转载自《世界文学评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