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教育 | 今日七夕！致敬那些年平凡而伟大的革命爱情

农历七月初七是七夕节又称乞巧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七夕节由星宿崇拜衍化而来，为传统意义上的七姐诞，因拜祭“七姐”活动在七月七晩上举行，故名“七夕”。经历史发展，七夕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美丽爱情传说，使其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2006年5月20日，七夕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周文雍，江门开平百合镇人，1905年8月出生于一个贫穷塾师家庭。

1922年秋，考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开始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州市委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总指挥等职。

陈铁军，祖籍江门台山三合镇，1904年3月出生于佛山一个富裕商人家庭。

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积极从事妇女运动。期间改名为铁军，意为铁心跟着共产党走。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也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陈铁军化装潜入广州柔济医院，及时通知住院的中共广东区委妇委负责人邓颖超，使其安全撤离。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周文雍被选为人民劳动委员。

因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率领部分起义武装辗转到香港，负责联络和安置撤到香港的同志。

1928年1月，周文雍与陈铁军回到广州重建党的组织。2月2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与陈铁军同时被捕。面对酷刑，他们坚贞不屈。周文雍写下了“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的不朽诗篇。敌人无计可施，只能判处他们死刑。

在为党的事业献身的最后时刻，周文雍要求与陈铁军在铁窗前合拍了一张合影，以表达他们深埋心底的爱情。

图为周文雍与陈铁军在铁窗前合影

1928年2月6日，在广州东郊红花岗刑场上，面对敌人的枪口，他们握着手毫不畏惧，从容不迫英勇就义。他们的革命爱情，被周恩来誉为“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赵一曼，1905年10月25日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白杨嘴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是一名抗日民族英雄。

1926年，陈达邦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经党组织决定，将其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同前往的还有赵一曼。

在莫斯科求学期间，陈达邦对赵一曼的生活起居关心备至，两人相知相爱，很快便建立革命爱情，并于1928年4月喜结连理。

婚后不久，赵一曼怀有身孕，先行回国。

陈达邦在《忆一曼》回忆录中写道：“我同一曼同志在莫斯科分别时，她怀孕已经4个多月了……为了照顾她，我建议我俩一同回国，她认为夫妻离别事小，求学的任务重大，劝我莫作此想……”

回国前，陈达邦把一只戒指和一块怀表送给赵一曼留作纪念，赵一曼对陈达邦说：“我看到这两件东西，就如同见到了你”。

图为赵一曼与陈达邦合影

未曾想这一走就是永别。

赵一曼在生下儿子后，便接受组织安排，前往东北抗日，后来不幸落入日军的手里。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等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关于抗联的实情。最终她被日军的机枪射杀。赵一曼牺牲之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在东北抗联工作期间，李一超改名换姓（此时改名为赵一曼），为保护陈达邦，她还坚称丈夫已死。这时陈达邦受派赴巴黎负责《救国时报》的印刷工作，他被报纸上白山黑水间的抗日勇士事迹所鼓舞，却没想到妻子就是其中一员。赵一曼牺牲21年后，陈达邦才得知，这位国人皆知的抗日女英雄正是自己苦寻多年的妻子。

1905年，左权出生于湖南 一个贫苦的家庭，年幼的时候就扛起了家庭的重任，还经常在挨饿受冻中度过。

左权在17岁的时候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的未来需要依靠马克思主义。从此他立志报效祖国，在1923年的时候选择弃笔从戎，前往广州。

1924年他考取了黄埔军校。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后左权开启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十分英勇。

刘志兰出生于1917年，是一个有理想有文化的女士。曾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被朱德赞为“女同志中的佼佼者”。

经朱德夫妇做媒，左权与刘志兰于1939年结婚。

对于革命者来说，想要与自己的妻子长相厮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为了中国的未来，要舍小家保大家。而左权即使工作再忙也会挤出时间回家探望自己的妻子。

没过多久二人就迎来了自己爱情的结晶，本以为二人会一直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但是在百团大战结束之后，根据地的形势特别严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危及生命。

左权为了妻女的安全，决定将她们送往延安。在去往延安之前，左权还专门找人给自己拍全家福，却没想到这是自己第一张全家福，也是最后一张全家福。

图为刘志兰与左权及女儿的全家福

1942年，敌军偷袭太行山，当时左权作为最高指挥，选择断后，为了保护百姓，葬身于敌人的炮火之下。

仅仅几天前，他还在信中述说着对妻子的思念：“亲爱的， 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左权去世的消息传到延安之后，刘志兰悲痛欲绝，曾多次想要寻死，但是看着襁褓中的女儿，刘志兰放弃了这个想法。

左权去世后，刘志兰才知道左权曾被别人污蔑过，而且那时候左权已经戴着“罪名”战斗了十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刘志兰四处奔走，想为左权将军洗清罪名，后来中央为左权平反。

左权为国奋斗，奋勇杀敌，他的爱人刘志兰女士，一生爱护自己心中的英雄左权将军。

那是1922年，淡水战役刚刚结束不久，叶挺英勇善战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被提升为总统府警卫营营长。

人逢喜事精神爽，也是在这个时候，叶挺在拜访自己好友李章达时，认识了李秀文。李章达和李秀文父亲关系很好，介绍他们两个人认识，自然有做红娘的意思。

但当时，李秀文条件比叶挺好太多。正经的名门闺秀，叶挺不过是个没有背景的小军官，还比李秀文大了十一岁。

对于叶挺来说，那一眼，情定一生。只一眼，让叶挺再难忘却。而叶挺的谈吐和非凡的韬略也让李秀文为之震撼。叶挺得知李秀文父亲爱国、母亲贤惠，她对革命充满热情后，更对李秀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他们每天都会聊很多，但他们和别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们很少聊那些亲密的话题，而是救国救民的道理，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这种思想上的碰撞，让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

婚礼是周恩来亲自主持的，简单而又隆重。结婚当天，从不喝酒的李秀文在两人交换酒杯时一饮而尽，他们彼此眼里都是对方最美好的样子。

婚后的叶挺，很快就奔赴前线战场，此后几乎每一天，叶挺都是在枪林弹雨中度过。李秀文虽然每一天都在担心丈夫的安全，但她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投身抗日。为了支持叶挺筹备新四军，李秀文从家里拿出父母的养老金，又四处筹集到一些钱，从广东、香港等地买了一些手枪，亲自押送这批货物运往皖南，供新四军抗日。父亲李少村不同意女儿这样冒险，但李秀文却说：“全民抗日，匹夫有责。”

皖南事变时，叶挺被关进监狱，这一关就是五年。在这五年间，李秀文承担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她要肩负起众多子女的教育，要为丈夫的事情奔走，还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威胁。但这些困难都被一副柔弱的肩膀扛了下来。外表柔弱但内心坚定无比的李秀文，靠着顽强的意志和他们忠贞的爱情，站在丈夫背后默默支持着他。

五年之后，这对苦命鸳鸯终得相聚。然而，世事无常，命运又是这般捉弄人，只叹“这一生一世，这世间太少。”

叶挺在重获自由的一个月之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八空难”，飞机上，叶挺和他的妻子李秀文，以及女儿扬眉、儿子阿九，一同牺牲了，这一年，叶挺50岁，李秀文39岁，他们的幺子阿九才三岁，甚至还没来得及起名字。

图为李秀文与叶挺及孩子的合照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一生何其短暂，这一世夫妻未享受太多安宁，却已埋骨黄土。若有来生，他们还会是同林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