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他们为国而歌，声动南洋 陈嘉庚誉为“中华民族之荣”
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相继失陷，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山河染血、赤地千里，此时，刚刚被推举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心焦如焚，他一面呼吁海外侨胞“精诚团结、集思广益，俾能加紧出钱出力”以支援抗战，一面希望能有来自祖国的声音冲破“山海修阻，云天遥隔”，更有力凝聚起侨心侨力以襄助“抗战建国之功业”。
一个月后，“中国之声”便由前线传至海外。11月25日，抗日歌咏团体——武汉合唱团副团长黄椒衍携5名团员，怀着“以歌唱艺术宣传救亡助赈”的豪情壮志，浮槎南渡，到新加坡为即将开启的南洋巡演探路先行。甫一抵星，他们即往拜会陈嘉庚，报告合唱团使命任务，希望其能“肩负东道之责”予以支持。陈嘉庚认为“此时以正当之歌剧艺术，来海外宣传，配合筹赈运动，相辅相成，确属必需”，自己身为星华筹赈会、南侨总会主席，“苟而不受，将谁焉可”，于是慨然应允。合唱团二十余人随即抵星，于12月18日在大世界游艺场进行首场试演，由此开启长达一年余、引发南洋华社空前反响的巡演筹赈活动。
1937年冬，上海沦陷后，抗战文艺运动中心转移至武汉。在江城，各类社团如雨后新芽般发荣滋长，11月，作曲家江定仙、刘雪庵等联合音乐教师黄椒衍发起成立武汉合唱团，并先后吸收了由演奏家夏之秋、歌唱家周小燕所组织的两支歌咏队，人数达到70余人，一举成为当时武汉最受瞩目的歌咏团体之一。合唱团致力于“将全中国最优秀的作曲家为抗战而写的合唱曲介绍给大众”，并派遣团员到各歌咏队教学，数月间就使《义勇军进行曲》在民众中广为传唱。1938年3月5日，受作曲家冼星海邀请，合唱团参加了在汉口俄国总会举行的音乐演奏会，合唱《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旗正飘飘》等曲目，当晚即募得善款一千余元。会后，几位外籍来宾找到黄椒衍等，希望合唱团能够将此“中国的呼声”带到海外去，这一提议使团员们备受鼓舞，由此萌发了赴南洋巡演筹赈的想法。
7月31日夜，26名团员正式决定“辞去职业，赴国外宣传，将所有的精神及物力贡献给国家”。当晚，众人均“十二万分兴奋”，“感觉减轻了自己对国家的罪状”。在捐出各自积蓄后，大家四处奔走，募集经费，勉力筹得交通费一万余元。尽管囊箧萧条，但他们“愿意度最难苦的生活，也不怕要饿饭”，声明所有演出收入“将由其他团体经手，一概汇往祖国”，只因“不愿意将宣传工作‘换饭吃’”。
在两个月的筹备期中，众人夙夜不懈、宵衣旰食，“白天排演剧本，晚上练习唱歌”，每晚只休息六小时。他们结合海外受众的文化习惯，在音乐表演中，融合国乐、西乐，“希望用雄壮的节拍、激昂的歌词，用以诱发听众们的爱国情绪”，并配合“人物、布景，借着灯光的技巧，将故事演得更加逼真”；同时，积极探索多种外宣形式，力图通过“举行演讲会，参加侨胞座谈会，作个别访问，使每个侨胞有机会听到祖国抗战情形及前途”，“将我军英勇事迹、敌人暴行、各地民众运动等真相实录，举行公开展览”。合唱团亦对组织架构作出了调整，推选夏之秋为团长、陈仁炳为领队，成立宣传、总务二组，分别内设音乐、戏剧、展演，以及会计、文书、事务等股，以适应工作任务变化。
武汉合唱团的巡演计划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时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先后接见，国民党中宣部专门举办欢送会，约500名党政各界代表为其饯行。期间，夏之秋等人还拜访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董必武，了解中共的抗战政策。9月30日，合唱团一行离开武汉，满怀热忱“踏上救亡大道”。他们一路南下，先后到广州、香港公演，以合唱、短剧、讲演等形式宣传抗日思想，其歌声还被录制成唱片，流传至世界各地。12月，当合唱团全体抵星时，这些歌曲早已在马来半岛广为传唱，“抗战歌者”们也在南洋各界的热切欢呼声中正式登上国际舞台。
在陈嘉庚的支持下，12月18日晚，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大世界游艺场进行试演，各侨团领袖、中外记者、筹赈会职员等逾千人到场。欢迎仪式结束后，素来对歌舞戏曲不甚热衷的陈嘉庚破例观看演出，深为震撼，“歌声入耳，闻所未闻，但觉耳际有如万马奔腾，怒潮汹涌。戏剧出场，见所未见，恍如置身故国烽火之区，目击同胞流离之惨。”陈嘉庚认为合唱团“激荡爱国之热情，纯出一片自然之真性，与寻常歌剧，绝不相侔”，因此决定“扩大其工作范围，冀将此救亡呼声，普遍深入于海外八百万华侨各阶层上下”。
南侨总会欢送武汉合唱团留影（1939年，前排左7为陈嘉庚）
为推动演赈工作开展，自12月起，星华筹赈会开始在星马各大华文报纸宣发新闻、演出预告，代为联系演出场地、销售票券，并全程负责团员食宿等生活事项，筹赈演出所得，亦由其代为汇寄回国。陈嘉庚多次亲自主持演出仪式，并作演讲，呼吁侨众“和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条心”“精诚团结，加紧出钱出力”“慷慨解囊，以经济力量帮助国家”。
至翌年4月5日，武汉合唱团共在新加坡首都戏院、新世界日光戏院、快乐世界舞厅、维多利亚纪念堂、天福宫等场所举行演出67场，演唱曲目包括《救国歌》《募寒衣》《打回东北去》《抗战到底》《保卫中华》等。为便于歌曲传唱，南侨总会特编印发行《民族呼声》歌集，由陈嘉庚亲自作序，收录合唱团常备曲目48首。当地影响力最大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也对巡演进行了深度报道，不仅每日刊发演出信息、募款成绩等，还特设“武汉合唱团剪影”专栏，于3月9日至4月6日连载22期，从各位团员的成长经历、思想感悟乃至轶事趣闻中，还原出最鲜活立体的祖国青年群像。
“武汉合唱团剪影11”——介绍《雷雨》中的几个角色（1939年3月21日）
在华人社团、华文报章的声势营造下，巡演在新加坡取得巨大成功，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倾听歌声，空前盛况，固无论矣，本坡政界闻人、各国驻领、西报记者，临场参观，亦莫不同声赞美”，泰晤士报记者特著论评，誉之为“新中国之歌乐”，认为“其艺术造诣之深，直可并驾欧美”。陈嘉庚感叹：“引致友邦人士之倾倒，有如是者，然此亦即我中华民族之光荣也。”
随着合唱团在南洋声誉日隆，“马来西亚各地侨团，闻风倾慕，纷致聘函”。陈嘉庚指出，“全马区域辽广，侨胞众多，不论大城小市，如每处少作勾留，则巡回演唱，亦需经年”，故应“慎为之计”。他首先致函各地侨团帮会，请其填报调查表格，而后根据各地需求，亲自编制巡演路线行程。在其统筹安排下，合唱团一行离开新加坡，自1939年4月起，先后到马来亚所属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彭亨、霹雳、槟城、吉打、玻璃市等地开展了约200场巡演，至1940年4月，因演出在吉兰丹等州未获核准，合唱团一行先后归国，为期400多天的南洋巡演活动正式结束。
1939年2月，星华筹赈会举办春节海上游艺筹赈，武汉合唱团参与表演，陈嘉庚发表致辞，呼吁侨胞多出钱出力
慷慨悲歌中的伟大奇迹：
28人、16个月、266场、1150万元
在抗战局势陷于焦灼的1939年前后，合唱团正犹如一株星火，抱持着“为增强救亡意识，为战区灾黎请命”的信念，一路向北，在马来半岛燃起爱国救亡的燎原之焰。在新山，合唱团出演《逃难到星洲》，“剧情动人，绘声绘影，表演逼真……使观众闻之流泪”；在大笨珍，全体合唱《歌八百壮士》，“澎湃处如万马奔腾，令满场观众悠悲悠喜”；在芙蓉，话剧《九一八以来》上演时，“观众大受感动，一时复仇雪耻之情绪，溢于全场”；在巴生，演员以粤语表演《英雄儿女》，“剧情精警，场面激昂，博得掌声不绝”。正如黄椒衍所说，“当然唱一百首歌也吓不走一个日本鬼，但相信歌声是能激发人类感情的。我们希望能将大家隐潜的热血，用我们的工具，将它诱发出来，使每个人能奔上救亡的大道。”
雪兰莪煤炭山华侨欢迎武汉合唱团留影（1939年9月11日）（图源网络）
陈嘉庚曾评价，合唱团“奔波海外，高歌救亡，不徒于宣传工作，卓著成效，即于文化启发，教育熏陶，亦多辅翊”。合唱团不仅“以音乐及戏剧为工具，向世界友邦，传达真挚及友爱之情谊”，更善用各种联谊方式，“加强海外华侨与祖国之联系”。1939年2月8日，合唱团男女团员分别与新加坡男子联队、南洋女中队举行篮球慈善赛，5000余名观众现场观战，“客队每得一球，全场观众必报以热烈掌声和欢呼”。赛后，合唱团全体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全场弥溢愤激的热情，雄壮的歌声，震动了空间，犹如万军怒发”。6月17日，合唱团与马六甲38团体举行座谈会，就促进马六甲歌咏戏剧运动进行交流，甲华筹赈会主席何葆仁高度肯定巡演活动对当地艺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在马六甲期间，当地的晨钟铜乐队、侨生月明音乐队、明星慈善社铜乐队、亲爱音乐团、商会音乐队还先后应邀到场助演，与合唱团默契配合，乐声、歌声相得益彰。
1939年2月，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约3200名华侨机工响应号召奔赴前线。3月13日，南侨总会华侨机工回国征募处主任刘牡丹主持合唱团演出，他在致辞中报告了第二批机工回国的消息，并讲述了华侨李耀源等人勉励其子“不灭敌寇不可南来相见”的感人事迹。8月12日，刘牡丹、张楚琨协同60余名南侨机工乘轮船北上归国，暂泊巴生港，与在此巡演的武汉合唱团不期而遇。合唱团特举行临时专场表演，“先由合唱团诸氏分别独唱，继以合唱”，现场“一时欢声笑语，如水如潮，腾于海际”，夏之秋还召开“音乐速成班”，教导机工合唱《保家乡》，“咄嗟之间，背唱自如”。为歌颂机工勇赴国难的精神，1940年1月，在霹雳华人接生医院筹款专场演出上，合唱团首次演唱《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歌》，并将之作为常备曲目之一，带往槟城等地演出，取得良好反响。
1939年8月12日，武汉合唱团在巴生港举行歌咏会为南侨机工送行
合唱团饱含血泪的慷慨悲歌，既激发出了南洋侨胞潜藏于灵魂骨血中的爱国热情，亦收获了各界人士源源不绝的慷慨输捐。合唱团每到一处，皆如众星捧月、风靡一时，门票虽价格不菲，却均提前数日售罄。在新加坡，合唱团演出“晚晚满座，博得观众异常同情”，在天福宫演绎《逃难到星洲》一剧时，台下观众心酸落泪，“争以铜片掷向台上相助”。在新山，合唱团尚未抵达时，公演票价已售得4000余元，“成绩之佳，打破过去任何演戏记录”。在马六甲，各阶层侨胞踊跃输将，一位林姓医生倾尽积蓄2000余元用于购券，另有陈姓司机借款500元购买票券。在芙蓉，合唱团将森华筹赈会、芙蓉中华体育会所赠花篮和银杯分别拍卖，热心人士高价购得后再次献出拍卖，所得8000余元均充作献金。在实兆远，“侨胞均动员资力财力”，甘文阁、爱大华两处分会共斥资超1500元认购演出“周边”纪念章，华美公司则在员工中“首倡捐薪两成半”，并慷慨捐出1月17日当天门市营业收入二成。
据统计，合唱团在南洋巡演活动中共募得赈款1150万元，为中国抗战输送了极为宝贵的资金援助，而武汉合唱团以区区28人之歌声，团结鼓舞南洋800万华侨共同奏响爱国主义之乐章，其“劳绩至伟，卓然不磨”，更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书写下了浓烈而深沉的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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