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155】德川纲吉以“权”设“禁”引出“恶政”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在日本德川幕府（江户幕府）的“将军链”上，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堪称“另类”，因而也备受争议。不过，我时常和一些中国学人说，不要总跟着一些日本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去“骂”德川纲吉，那样会掉入日本人设计的陷阱里面，那实实在在是一个“坑”。因为德川纲吉掌握权柄期间的一系列改革，都是以儒家思想的为基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否定德川纲吉，就是日本江户时代一种“脱中——脱华”的努力。迄今为止，我们许多中国学者对此或许是“看破”而没有“说破”，或许是还没有“看破”而跟着日本学者“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呢。

应该说，德川纲吉是一个运气不错的人。按照顺序，他是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第四个儿子，与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将军的位子轮不到他的。但是，各国历史都一样，高职、高位的继承，总有不按理出牌的时候。德川家纲撒手人寰时分，那一窝女人也没有给他生出来一个儿子来，反而是德川纲吉捡了一个“漏”，阴错阳差地继承了将军之位。俗话说，“人要是倒霉了，放屁都砸脚后跟”，“人要是运气来了，挡都是挡不住的”，德川纲吉属于后者。

许多人津津乐道德川纲吉像以往将军一样，继位后就修订“武家诸法度”，并且明确地把儒家精神融入其中，试图把社会导向更高的道德标准和秩序，也让幕府统治从“武治主义”转变“文治主义”。这里，长话短说，我更看重德川纲吉从1685年（贞享二年）开始陆陆续续颁布了一套最后被合称为《生类怜悯令》的法令。这其中有什么“犬猫怜悯令”、“牛马怜悯令”、“鱼介类怜悯令”等等，名目繁多，花样翻新，有人说这相当于现在的《动物保护法》，我则认为这是运用手中的权力把自身权威渗透到民间的一种作为。简单地说，就是以“权”设“禁”。

每一位统治者进行“顶端设计”的时候，都感觉自己是为民的。《生类怜悯令》的初衷说起来是为了倡导仁爱之心，体现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实际上是德川纲吉为了自己早日得子，听信近侍建议，搞所谓的“不杀生”。现实的问题是，在实际操作中，这项法令至少带来三个社会问题：

第一，经济负担：为执行《生类怜悯令》，政府需要投入大量管理资源，这无疑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同时，严禁杀害动物也对农业和渔业生产造成了困扰，许多农民和渔民的生计受到影响。

第二，社会秩序混乱：法令规定任何虐待动物的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这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告密和举报现象。许多人为了避免惩罚，不敢杀害有害动物，如老鼠和害虫，导致这些动物泛滥成灾，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第三，执行难度大：由于法令规定过于严苛，实际执行中存在许多困难。许多地方官员在执行过程中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平衡法令的严格规定与实际情况的需要。

德川纲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统治充满了理想主义和现实挑战的碰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生类怜悯令》作为他执政期间最具争议的法令，虽然初衷不能够完全说错，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被视为“恶法”，呼为“恶政”，德川纲吉也因此被称为“狗将军”，成为日本历史上的一大话题。

历史的评价从来就是多维度的。德川纲吉的改革举措启示后世，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巨大鸿沟。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如何平衡道德追求与实际操作，如何在推行改革时兼顾社会的承受能力，是每一位统治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2024年7月8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