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中文邮报 | 朱荣林：治我黄河 还水清正 -- 不尽思绪寄苍生

治我黄河 还水清正

一一不尽思绪寄苍生

文/朱荣林 

图一，黄河郑州段高出地面10米，已成悬河。

据有文字记载，黄河曾经多次改道。河道变迁的范围，西起郑州附近，北抵天津，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黄河下游是位于河南郑州桃花峪以下的黄河河段，河长786千米，流域面积仅2.3万平方千米，占全流域面积的3%；下游河段总落差93.6米，平均比降0.12‰；区间增加的水量占黄河水量的3.5%。由于黄河泥沙量大，下游河段长期淤积形成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宛若当地父老头上悬的一把挥之不去的利刃。

1987年初秋，我应约赴位于北京东郊的《人民日報》社作短暂的工作访问。时任報社祕书长保育钧同志(后出任我国工商联主任)的安排，我膳宿報社招待所，并藉報社资料库之便，写就了关于我国黄河治理的署名文章，并发表于1987.10.14第3版的的《人民日報》，题为《治我黄河需要科学安排》。由于文章设定的阅读对象主要在日本社会，因此，同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也同步刊登。文中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从殷商到北宋的２７００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黄河自身的复杂因素，黄河几千年来未得到有效治理。据史载，黄河决溢达１５００次之多，成为著名的“中国之患”。古人云，圣人出，黄河清。在古人眼里，黄河浊清的背后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它与老天爷无关，只与执政者的明愚相联系。因此，凭我的直觉，黄河一天不清彻，政府职责的干系一日无从撇清。

图二，作者(右二)与乡贤、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左二)及王店镇长沈菊英(右一)在王店清代园林《曝书亭》合影

我的文章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日“蜜月”关系的一种回响，其切入点源自日本中央电视台(NHK)播放的两次《大黄河》。《人民日報》不愧为我国平面媒体之魁，它发表的黄河文章果然不同凡响，在日本社会舆论海洋里激起了阵阵涟漪。次年，我受日本“三共株式会社”之邀赴日访问，其间，在日中科技协会主持下我在大阪市作了黄河治理的专题演讲。当时，全文译成的万言日文被刊登在《日本善邻协会》主办的内刊上。《日本善邻协会》与《日本虹桥会》一样，都是20世纪50年代侵华日军中一批有良知的幸存老兵反思战争罪孽的产物。《虹桥会》之所以取名于上海交通大学南邻的虹桥路名，是出于日本占领上海后打着永久占领祘盘的军人技术专家，曾以上海交大文治堂为据点进行过后援活动。战败后，日军中良知尚未泯灭者组织了这个忏悔内心世界的团体，藉路命名，意指“哪里失足，哪里悔悟”。时任《虹桥会》会长访华时羞愧难飾地告诉过我，以”虹桥“命名是要永世忏悔昔日反客为主的劣行，让后人以史为鉴，以地为警。

在《日本善邻协会》出面接待的同时，我在东京又分别接受了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在野的日本社会党、日本公民党、日本民社党，日本外务省(日中21世纪委员会)，日中议员友好联盟，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等企业财团，以及正在海上施工作业日本关西(大阪)空港(机场)等单位的邀请并访谈。其中，关西空港是大阪市政府通过全球招投标，在海水里釆用先进技术，用望无边际的钢筋水泥桩子托起一海上飞机场。为赶进度，数百艘各类工程作业船舶昼夜不舍地作业。我之所以有意参观工地，另有一个重要考量的是时年上海第二座机场很可能建在浦东南汇临海的位置。施工指挥部知我欲往，便特地安排了一艘快艇由十位日藉人员陪同进行巡视。我生平首次乘坐快艇巡视海上作业，映着眼帘的风月，不是”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而是“关西域外作业船，浩瀚洋面随处见。”

图三，日本关西空港俯瞰图

此次学术访问，除坐堂学术机构和社会团体之外，我还首次走进了日本首相府和参众两院，以及朝野党派的总部，拜会了社会党主席土井多贺子，公明党 代表 矢野絢也，民社党塚本三郎等政要。旨在介绍我本次东渡扶桑的来意，並从一位学者的视野阐述黄河治理的技术路线、投入管理及其国际合作方式的选择。其背后彰显的是中国振兴、区域生态管控、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及其亚太地区稳定的意义。时年，日本各政党负责人，包括日中议员友好联盟干事长，对于我的观点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並决定指示本党议员在参众两院讨论中国黄河治理时，秉持关注和支持的立场。为表明举国无岐姿态，日方还准备在我启程回国之前安排会见天皇。后有鉴于我此行纯系私人性质的学术访问，经请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时任主任马洪后予以婉拒。

图四，作者(中)赴日本京都大学讲学时与该校教授合影

在作这一切努力之前，我事先与日本友人作过会商，旨在争取日本政府无偿援助黄河治理。大胆尝试国际合作的使命，促成我开启日本一周满满的学术之旅。访问之所以由日本《三共株式会社》而非学术团体全程接待我，皆因该企业是全日本生产大型先进疏浚工程船舶的龙头企业。这些设备既是当年黄河疏浚几十亿吨淤积泥沙之所必须，又是我国企业暂无能力生产的设备。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值我国经济进入补赶“十年动乱”误国期，百业待兴的华夏大地处处“嗷嗷待哺”，渴望资金注入。此时，又值中日友好进入全盛时期，日本首相竹下登即将会见时任中国总理赵紫阳。与之相默契，日本朝野政党议员纷纷在援助黄河治理上取得共识，旨在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援助黄河治理“只欠东风”。东风，就在于等待两国总理“北京会谈”之余的“心有灵犀”了。根据我访日时达成的默契，在黄河治理上只须中方首脑点到为止，既能互传两国合作之意，又不失中方求助之尊。只须中方略表：”贵国NHK两次播放《大黄河》，足见两国同根同文之情“。这种中性外交语言，既不显中方主动求助，又不彰日方主动施援。事前得到议会许诺的竹下登首相，早已心知肚明，等的就是这种“模棱一可”的暗示。

常言道，“外交无小事”，其行为过程的背后必然是”人微言轻“。我尽管通过各种管道向高层传递过访日结果，但终因缺失外交生涯经历的名刺，使我无法说服外交部门相信一名非职业外交官能单枪匹马完成一件能令外交团队目眩的任务。仅一念之间，我七天访日的成果弹指间化为烟云，它印证固化了的传统理念：只重衣衫不重人。我的人生衣衫上彩印的是“学者”，而非“外交官”。

有一花絮却证明日本外交界“既重衣衫，更重人”。时年我年仅43，虽无官方护照壮行，却闯劲有余而虑事欠密到错算签证日期的程度。为日夜兼程完成使命，我误将启程回国的日子也排上了活动。日本外务省有关人士充分理解我的使命圧力，获悉后立马以最快速度，特事专办地补全了延长一天访问的全部外事手续。

图五，日本国会大楼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巳经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我在东京和大阪的活动迅速惊动了日本神户。神户时年70岁的市民丰岛兼人老先生，是一位身患绝症的当年侵华的随军水利专家，当他看到《人民日報》发表我治理黄河的文章后，将其于1987年3月31日获得的我国国家专利总局批准的治理黄河的一份专利技术证书，于同年7月30日寄到我手中，随信还附上其多年来通过对黄河水下砂土考察基础上形成的《关于治理黄河下游的建议》，以及《关于长江口港湾建设的意见》。感动之余我与我国时任水利部总工程师王钟嶙同志进行了会商，他也是丰岛兼人先生的中国业界友人。

中日首脑如期会晤后，不久日本方面传来预料之中的消息。在上海兴业路上中共《一大纪念館》的一间办公室里，正在盘点一周访日成果的我，不禁想起了两位学者来。一位是stepben Cσvey，是他发现了90/10原理。这一原理告诉人们，一生中只有10％的事情是你无法左右的，而有90％的事情是你可以掌控的。人们在有限的人生征途上，应依据此原理，全力管控好自己可控的90％事情，而切不可将精力沉缅于对10％不可控事情无奈的抱怨之中。第二位是心理学家契可尼。他通过一系列试验后发现，一般人对已完成了的，已有结果的事情极易忘怀，而对于中断了的、尚未完成的、未迏目标的事情却总是记忆犹新。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契可尼效应”，它解读了我对34年前的访日之所以会有刻骨铭心记忆的根源。

有朋友听到这段轶事时，关切治河前景飘渺无着后，缘何我还要勉为其难？对此，我付之一笑。我的故乡座落于烟雨江南，其令人追逐不舍的，并不在于其清彻明朗之美，而在于空濛含羞之艳。江南才子郑板桥点透红尘，感悟得道的“难得糊塗”，引得后人从古说到今。然而，这位“杨州八怪”所讲的糊涂，並非真指医学临床上的脑残糊涂者，而是暗喻“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世故人，这样的”糊涂”才称得上“难得”。因为，人生希望的苗子往往根植于无望之中，如同哲学认定“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一样，作为静态的希望往往深潜于动态的无望之内，关键在于人要有耐心、毅力和抱负。

“万千思绪心不喑，只缘梦中唤我音。”这才是成就事业的源头活水。

图六，作者在嘉兴市王店镇石园《荣竹斋》

成稿于2025年1月17日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嘉兴发展规划院名誉院长、北京诚蒂设计院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