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痛苦夹缝中去寻找童年的欢乐

（中国香港）潘耀明

（2024年夏季号《文综》卷首语）

《哈利波特》作者J.K罗琳说过：「贫困太像分娩，早知道会痛，真痛才知道多痛。」我不知道分娩有多痛，但我从小便知道贫困有多痛。

在大山环绕的山区，吃的都是粗粮——番薯、芋头放在稀巴拉的米汤中，碗中浮泛的米粒，像葱段、芫茜碎，唯一可填饱肚子的就是番薯或芋头。

孩子们也许喝得太多米汤，肚子鼓鼓的，四肢脸容却是瘦不伶仃，就是不长肉。肚子永远是空荡荡，填不饱。走在山坡路，满脑都想着炒米粉。

穷山村的人最大愿望是在过年过节吃一碗炒米粉，山村的人难得洗一次澡，年终老人家都会洗一次澡，都说洗一次澡好过吃一顿炒米粉。在我幼小的心里，吃炒米粉永远好过洗一次澡。

与养母到了香港，在菲律宾的养父每个月寄一百五十元港币的家用。那是内地闹饥荒的五十年代末，母亲每月汇一百元给她娘家济贫，我们租赁一个没有窗子、没有阳光的「冷房」——相对梗房而言，墙板只到半空，我睡上架床，可以看到隔邻房间的动静，没有隐私可言，每月租金六十元。

母亲去工厂剪线头，我在周末或课余穿塑料花、夹拉链头，帮补家用及学费。那个是时兴塑料花的年代，家家户户能插上一二枝塑料花，是家居最好点缀。贫富家庭的分野，端视乎家中摆放的塑料花多少而分晓。

那个年代的李嘉诚是开塑料工厂而致富，故有「塑料大王」之称。我们贫苦人家的小孩是靠穿塑料花而赚取蝇头小利。穿塑料花也是最简单、最容易上手的工序。

还有夹拉链头。拉链的一头两边要用小夹子夹上小金属，也是最简单不过的工序。

反正年幼的我，只会穿塑料花和夹拉链头，我已忘记穿塑料花及夹拉链头可以赚取多少钱，但一个周末下来，可以购一磅方块面包，早餐就有了着落。

生活是简朴而艰难的，孩子是馋嘴的，最快乐的时刻是傍晚守着面包店热腾腾出炉的面包，眼瞧着一板板面包从熊熊火炉抽出来，香气四溢，一班小孩一哄而上，排着队去轮购新鲜出炉的鸡尾包、菠萝包、莲蓉包，然后往家里跑，与家人享用美味香软的出炉面包。

那是孩提一框明亮的印记。养母去工厂剪线头，有时加班天黑才回家，也有加班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年幼的我放学回家，煮饭、洗衣服，等候养母回家。有时候养母放工太夜了，我先吃饭、做功课。冬天，我把饭菜用瓷兜盛好，外包裹着二、三层报纸，然后放进棉被内，等到养母回家，再从棉被拿出来，饭菜还是温热的。这个方法保温屡受到养母的表扬。

我的小学校座落在半山的罗便臣道，家住西营盘高街。每天大清早上学，先在街口的面包店购二个二毫子的隔夜面包——隔夜面包卖半价，干啃着面包徒步返学校，顺便也买多两个隔夜面包携上学权作午餐。

这种饭餐单调而枯燥，我有时候趁午休也会一个人跑到荷里活道大排檔花五毫子吃一碗牛杂河粉或牛腩粉。再加一碗两毫子钱的剩河（纯河粉，没有佐料），把剩河倒进吃完牛杂河的汤汁内吃，然后捧着饱餐后的肚腩再往回跑去上课。

每周大抵有一趟跑去吃牛杂河，是我小学生最惬意而难忘的事，也是我埋藏在心底的小小秘密，从来没有和包括母亲的其他人说起。

我的童年过的是没有玩具也少有欢笑的日子，周末除了穿塑料花及夹拉链头，趁个空也跑到离家不远的正街买餸，我攥着一块钱的纸币（五六十年代一块港币还是纸币）。这一块钱用途可大，可以买到一小块肉或一尾红杉鱼（那个年代最便宜的鱼）及二毫子一斤的菜。因穿着木屐，某次在陡斜的正街因下雨路滑摔个四脚朝天，我死死地抓着钞票怕掉了没钱买餸菜。

我常常可以做出二样菜式，一是西红柿葱段煮红杉鱼。红杉鱼先用油加姜片起镬，再放已风干水的红杉鱼煎到焦香上碟，然后放下西红柿葱段炒一会，倒进原先煎好的红杉鱼，用猛火一起炒片刻，便可上碟。另一个菜是蒜蓉炒蔬菜。

这是周末最丰盛的一餐。如果还有空隙的时间，我往往跑到高街边的街坊社会福利署属下的图书馆去借阅图书，主要是五四运动以迄的新文学作品。我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等，艾青诗集、郁达夫散文集、冰心的《寄小读者》、《繁星》等作品都通读一遍。阅读是我童年世界最大的乐趣，在那里我找到童年自由的王国！

我想，贫困固然是疼痛的，有时在疼痛夹缝中里也可寻到点点快意，也许就像分娩痛过后的喜悦。

（潘耀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香港作家联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会长，香港文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