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377】在八柱灵园寻嘉纳治五郎与鲁迅的留学往事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4月的松户浸在雨里，不是那种倾盆的暴雨，也不是那种疏落的微雨，而是绵密如织的春雨，纤细的雨丝织就一张朦胧的纱幕，把日本最大的市民灵园——八柱灵园笼罩其中。我们踩着湿漉漉的石板路前行，鞋底与青苔覆盖的地面发出细微的摩擦声。这座始建于明治时期的灵园，在雨幕中显得别有韵味。

园中的染井吉野樱已过了最盛之时，残存的花瓣在雨中飘零，像无数褪色的信笺，轻轻落在墓碑与石灯笼上。我们撑着伞，在迷宫般的墓区中穿行，雨水顺着伞骨滴落，在脚边溅起细小的水花。几经询问，终于在僻静的“5区1种5侧13番”的转弯处，寻到了那块墓碑——日本“柔道之父”嘉纳治五郎的长眠之地。

雨水冲刷着墓碑上“嘉纳治五郎之墓”几个阴刻的文字，使其在昏暗的天光下显得格外清晰。我们静静伫立，任雨水打湿裤脚。其实，此刻吸引我们前来凭吊的，不仅是这位将柔道推向世界的日本武道家，更是那个在近代维新的浪潮中，为中国留学生敞开大门的日本教育家。在这方寸之地上，历史与现实、日本与中国、武道与教育，种种看似不相干的元素，因这位长眠者的生平而奇妙地交织在一起。

那块巨大的“颂德碑”嵌刻着嘉纳治五郎的生平。透过雨丝读碑文，我们看到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的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嘉纳治五郎出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的茨城大学）校长，恰逢大清政府派遣中国第一批13名官费留学生赴日学习。当时的日本，对外国留学生的接收体系尚不完善，嘉纳治五郎受日本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的委托，承担起了培养他们的责任，成为日本有组织性对留学生进行日语教育的先驱。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为了深入对留学生进行语学教育，嘉纳治五郎又创办了“亦乐书院”，其实就是“日语速成班”。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扩招后的“亦乐书院”改名为“弘文学院”，迁到东京的牛込。外国留学生超过500多人。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他的毕业证书上写着“大清国浙江省周树人，从明治三十五年4月至本年4月，在本学院学习日本语及普通速成科毕业，以此作证。明治三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大日本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章）”。

鲁迅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那时“每日清晨，我们这些留学生都要和日本学生一起练习柔道，摔得浑身是汗。”嘉纳治五郎认为，体育是消除文化隔阂的最佳方式，因此他要求所有留学生必修柔道，并在训练中与日本学生混合编组，促进交流。

有趣的是，鲁迅最初对柔道并不热衷，甚至曾在书信中调侃自己“每日被摔得七荤八”。但多年后，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回忆日本留学经历时，却特别提到：“那时的训练虽苦，却让我学会了如何与不同文化的人相处。”

雨势渐歇，几只湿透的麻雀跳到墓碑上啄食花瓣。我想起弘文学院其它毕业生：陈独秀在此初闻德先生赛先生，黄兴在此结识日本志士。这座僻静的墓园，竟连着东亚近代史的经脉。墓碑旁不知谁放了一束新鲜的白色马蹄莲，花瓣上还凝着水珠。

离开八柱灵园时，樱花与雨水仍在进行最后的告别。回想嘉纳治五郎当年培养的7000多中国留学生，后来都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力量；回想起他的柔道精神，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无数人；感觉到他“精力善用，自他共荣”的理念，在当今这个充满隔阂的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这里，不仅是日本一位教育家的安息之地，更有一座跨越国界的精神丰碑。（2025年4月24日写于千叶丰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