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姐，要不是你，我就不调了”

图为3月2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法官助理王苏姗（右一）组织本案双方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 

“我爸75岁了，这次事故对他的生活质量造成多大影响，你知道吗？在家得我照顾，不能完全自理。外出活动害怕、焦虑，这不严重吗？坚决要求上诉人赔偿精神损失！”云法庭屏幕上，赵某的儿子眼神坚毅，不是委托代理人的他经法庭制止仍屡次抢话，指着一旁年迈的老父亲，情绪激动。

“我咨询了专业律师，老人不构成伤残，一审法院认定6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还判我承担一半，太高了！”另一个端口上，二十出头的小伙杨某振振有词。作为上诉人，他还指出了一审判决在营养费、护理费等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的认定上对其不公，内心格外愤懑。

这是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三级高级法官屠育审理的一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未走人行横道的赵某被骑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的杨某撞倒在地，交管部门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因赔偿金额无法达成一致，赵某诉至法院。本案事实清楚，责任明晰，但事发一年多过去了，双方依旧有解不开的“心结”，咽不下的这口气。“对方是老人，我可以给一点，但是3000元太多了。”法庭调解阶段，杨某的态度虽有缓和，但赵某只同意让步两百多元零头，双方没有在庭审中达成调解。

庭审结束，屠育将法官助理王苏姗叫到法庭外，提示她庭后可以采取“背靠背”的方式，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依据以及本案可能涉及的异地执行问题对双方再做调解工作。“毕竟受伤的是老年人，争取一次性调解执行，省得再跑法院。调解工作就交给你了，期待你的好消息！”

作为两年前入院的法院新人，尽管已经协助法官办理了不少案件，但主持调解工作还是头一回。王苏姗有些忐忑，融合“情理法”进行释法说理的工作方法虽已看多见惯，但真正实践起来并非易事，更何况双方剑拔弩张、互不退让，都想争个输赢，能调成吗？来不及过多犹豫，她重返法庭，首先和赵某一方进行了单独谈话。“您找到的法律依据完全正确，但法院如何运用法律公平公正地审理每一起案件呢？我们依据的是证据。客观上说，您在这次事故中所受的伤害不构成伤残，而是否被鉴定为伤残是我们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金额的重要依据。对方小伙子体谅您，愿意给您赔偿，您也适当做做让步……”王苏姗一边稳住自己紧张的情绪，一边尽量用平和流畅、层层递进的方式，将法律与情理的思路慢慢捋清、娓娓道来。

沉默许久后，赵某的儿子说：“老年人最怕摔倒，就因为这次事故动了腿部手术，石膏固定时间太久，导致我爸的腿目前不能自主弯曲了，行走也变得艰难。我们坚持认为对方理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样吧，我们愿意再让500元，要求对方一共支付11750元。”

尽管暂时只让了一小步，但王苏姗没有气馁，她紧接着联系杨某，“我和你差不多大，我比你大一点，也刚刚参加工作。你收入肯定也不高，你的委屈，我能理解。确实，从法律的角度，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你也说了，对方是75岁的老人，受伤后恢复比较慢，给自己和家人都带来了负担，精神受到了不小打击，他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并非毫无依据。还有，关于你提到的营养费、护理费等问题，我再和你解释一下……”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用AI咨询过，也觉得我说得对。”

“民事案件的判决不仅要看法条，还要考虑情理法的问题。咱们作为年轻人，把这些宝贵的时间与精力投入于更有意义与价值的事情中，同时把关爱、宽容与理解给到需要我们扶持的年老者，一次性终结纠纷，平息冲突，不是更好吗？何况对方也挺体谅你的，已经有所让步了，你也考虑考虑，能否再多照顾对方一些？”

若有所思的杨某点点头，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小姐姐，你说得太好了，我听你的，同意再让步多给一点，我也同意当场执行。”

“你看这样如何，咱们折个中，你给对方11000元，如果你同意，我也再去做做对方工作。”“我同意。”杨某爽快答应了。经过王苏姗的再次沟通，赵某一方也认可了这个调解方案。这一刻，“00后”与“50后”真正实现了握手言和。

“谢谢你，小姐姐，要不是你，我就不调了。”电话那头，得知调解成功的杨某终于松了一口气，心里沉甸甸的包袱也卸下了。

庭审当天恰逢植树节，前辈法官不经意间在年轻助理内心播下的司法护老之种，终会生根发芽。未来，我们将用好传承的力量，继续守护每一位老年人的出行安全，在涉老“小”案件中彰显青年干警的“大”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