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批驳特朗普关税政策，反作用太大

这一系列举措引发了不确定性和混乱，美国的一些主要贸易伙伴也立即采取了报复措施。这种经济动荡引发了一个核心问题：特朗普为何如此关注关税？他长期以来一直对此念念不忘。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将对外国征收关税和税款，以充实本国公民的腰包”，这几乎是逐字重复他第一任期内的言论。

特朗普似乎认为关税可以用来解决任何问题。他认为关税可以从外国人那里增加税收以取代国内税收，通过重新平衡贸易来消除贸易逆差，确保对等性以使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商降低关税，将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保护国家安全并结束对敌对供应国的依赖，还可以因一些不相关的问题（比如未能阻止移民）惩罚其他国家。

事实上，关税有时确实有助于实现其中一些目标。有针对性的关税可以成为将采购来源从不友好国家转移开的有用手段。但对于特朗普所关注的那些挑战而言，关税几乎从来都不是最佳的应对政策。而且鉴于这些问题具有复杂的相互关联性，利用关税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可能会妨碍美国解决其他问题的能力。

特朗普政府应该利用更全面的经济政策。潜在的政策工具箱非常庞大，包括与盟友合作实现关键产业供应链多元化、减少财政赤字以及修改美国税法等，以减少企业将生产转移到海外的动机，甚至鼓励这些企业创造制造业就业岗位。特朗普政府所指出的美国经济中的许多问题根源都在美国国内。打压贸易伙伴不仅无法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还会损害美国经济，同时引发外国的不满和报复，从而加剧这种损害。

特朗普声称关税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这一点他说得没错。但与其他税种相比，通过关税来增加财政收入的效率并不高。与关税不同，其他的征税形式——尤其是那些对广泛税基征收低税率的征税形式——能够筹集大量收入，且对经济的扭曲程度较小；而关税根本无法取代这些税种，作为更为理想的财政收入来源。例如，在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总支出达到了6.4万亿美元。然而在2024年，美国仅进口了价值3.3万亿美元的商品。即便对所有进口商品都征收100%的关税，所得的收入也不足以支撑联邦政府的开支，并且，任何达到这一水平的关税还会严重削减进口量，大幅减少美国的财政收入，并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成本负担。

相比之下，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约60%的收入来自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2024年，美国人的个人收入总计达到24.7万亿美元，再加上企业收入，构成了一个比进口商品大得多的税基，而且在受到税收影响时，不会像进口量那样迅速减少。暂且不谈关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人士的说法，即便特朗普精心挑选能使关税收入最大化的税种，并惊人地将关税率定为50%，关税带来的收入也仅相当于美国目前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收入的40%。而如此高的关税所带来的扭曲成本将大得多。并且，这一估算还忽略了贸易伙伴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而这些报复措施可能会通过损害美国的出口，进一步拖累美国的经济增长。

关税的支持者可能会反驳说，进口关税是由其他国家支付的，而国内税收则由美国人支付。但这种观点忽略了关税对消费者的实际影响。事实上，多项有关税收的独立研究发现，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进口商将边境税的影响转嫁给了美国的企业和家庭，也就是说，最终支付关税的是美国人，而不是外国公司。

此外，特朗普新关税提案的范围之广泛，可能会让美国消费者更加痛苦。这些提案针对的是美国最大且关系最密切的两个贸易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从这两个国家进口能源产品、食品以及汽车零部件等各类商品。

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表明美国人正被其他国家坑骗；大多数经济学家则坚持认为，这种解读反映了特朗普对贸易失衡的错误理解。不过，如果我们接受“减少美国贸易赤字是国家优先事项”这一观点，似乎关税确实能通过减少进口，进而减少贸易逆差，前提是出口不受影响。

但关税确实会影响出口。美国提高关税会使美元升值，因为美国人会减少对进口商品的购买；而美元升值反过来又会提高外国人购买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从而削弱美国商品的竞争力。此外，关税还会招致外国的报复，进一步损害出口：特朗普的新关税举措已经促使中国对美国大豆、农业设备、汽车和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采取了对等的关税报复措施。因此，实证研究表明，关税通常并不是改变贸易平衡的有效手段。

最重要的是，关税并不能影响导致贸易逆差的根本宏观经济因素。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是由其储蓄和投资的平衡状况决定的。像美国这样储蓄率低、投资率高的国家，鉴于需要来自国外的资本流入为投资提供资金，实际上注定会出现贸易逆差。其他国家的人通过向美国人出售商品赚取美元后，往往会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的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和房地产，而不是美国制造的工业产品。

除非美国的储蓄相较于投资有所增加，否则关税无法直接减少贸易逆差。事实上，如果关税促使工厂回迁美国，进而带来更多的外国投资（这是特朗普关税政策体系所宣称的另一个目标），那么随着持有美元的外国人更倾向于购买美国资产而非商品或服务，这种资本流入可能会导致更大的贸易逆差。

如果减少贸易逆差是特朗普的目标，那么他的政府最好将精力集中在缩减联邦预算赤字上，因为这是美国经济中过度支出的一个主要源头。如果能成功做到这一点，联邦借贷将会减少，利率也会下降，外国资本对美国资产的兴趣也会降低。

其他政策也能够增加储蓄。美国的税法通常是鼓励消费而非储蓄的；改变这种激励倾向将有助于减少那些推动贸易逆差的资本流入。一种更为严厉的方法是对外国人购买美国资产征税，这会减少贸易逆差，但会导致美国利率上升，而这种权衡或许并不值得，对特朗普来说也是如此。

特朗普希望在关税方面实现对等。他在2月份时说：“如果他们向我们征税，我们就向他们征税”；他还承诺在4月份公布一项对等关税计划。

他2月份发布的《对等贸易和关税备忘录》（Reciprocal Trade and Tariffs Memorandum）反映出一种观点，即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高于美国对这些国家商品征收的关税。这种情况确实经常存在，但远未达到他和他的多数支持者所认为的那种程度。例如，欧盟国家对美国产品征收的平均关税仅为5.0%，与美国对欧洲产品征收的3.4%的平均关税相差并不远。

美国及其贸易伙伴所征收的关税并不相同，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的谈判代表在和贸易伙伴就关税水平进行调整时，追求的是调整过程中的对等性，而非关税本身的完全一致。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当美国、欧洲国家以及其他国家达成相互削减关税的协议时，这些关税削减措施所带来的市场准入变化是平衡的，但就单个产品而言，最终的关税水平却并不一样。

如今，特朗普将美国的关税威胁视为一种谈判筹码（或“大棒”），以此迫使其他国家将关税降至美国的水平。然而，我们有理由质疑特朗普对关税对等的关切是否真诚。许多国家在某些商品上的关税已经低于美国，比如日本的汽车、欧洲的卡车、新西兰的乳制品。特朗普是否愿意将美国的关税调整到与这些国家对等的水平，这值得怀疑。

即使有国家与特朗普就对等关税进行了谈判，他也可能会要求更多（往往与贸易无关的）让步，就像他在宣布一些最新关税举措时所做的那样。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原本实行的是零关税的对等政策，但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他胁迫这两个国家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重新谈判为《美墨加协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而在第二任期内，他又威胁对这两个国家征收25%的关税（随后又部分撤回了威胁），理由是他认为这两个国家在边境安全投资以及打击芬太尼走私方面做得不够。今年1月，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反对美国使用军用飞机运送被驱逐者后，特朗普便威胁要与自2012年以来就与美国实行零关税对等政策的哥伦比亚打一场贸易战。此外，特朗普在2017年毫无解释地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为不公平的贸易协定，并让美国退出该协定。这实际上是放弃了美国出口商从日本、马来西亚和越南等贸易伙伴那里享受零关税和对等关税待遇的机会。尽管特朗普坚信对等关税的力量，但他却没有认识到那些能确保双方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协定的价值。

在特朗普看来，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和增加就业机会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在任何给定时刻，失业率是由宏观经济因素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定的，而非贸易政策。但特朗普关注的重点并非美国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目前美国失业率约为4%，从历史角度看处于较低水平），而是就业岗位的类型：他一再承诺要为制造业的蓝领工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特朗普寄望于通过征收关税来创造工厂就业岗位，但这存在几个问题。对于任何特定行业而言，关税确实起到了补贴的作用，但它补贴的是国内生产，而非就业。如今，制造业生产越来越依赖机器、机器人及其他技术等生产要素，而非人力劳动。例如，一家新的半导体工厂建设可能要花费200亿美元，但最终除了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外，所需的普通工人数量很少。因此，关税或许能带来新的工厂，但不一定能带来曾经与工厂相伴的那些就业岗位。

关税还相当于对消费征税，会提高家庭购买最终产品的价格。而对于钢铁等中间投入品征收关税，关税的影响会更糟糕：实际上，这种做法以牺牲其他行业工人的利益为代价，偏袒某一行业的工人，从而不利于制造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美国经济学家卡迪・拉斯（Kadee Russ）和莉迪亚・考克（Lydia Cox）斯估计，在美国，受关税保护的钢铁厂每创造一个新的就业岗位，下游使用钢铁的行业就会有80名工人受到影响。那些不得不使用更昂贵钢铁作为投入品的行业（如汽车、机械和农业设备行业），与能够获得更便宜钢铁的外国竞争对手相比，竞争力会下降。因此，人们发现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关税政策损害了美国制造业的整体就业情况。而且，他目前计划对北美地区进口的钢铁、铝和汽车零部件征收关税，这将导致美国生产的汽车成本大幅上升。

对美国税法进行微调，将更直接地激励企业在制造业中雇佣更多工人。美国现行税法对外国企业所得的征税税率低于国内企业所得，这实际上鼓励了企业将业务转移到海外。特朗普还可以削减制造业企业的工资税，因为工资税往往会抑制企业雇佣工人的积极性。但任何重振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努力都将面临巨大阻力。在大多数工业化经济体中，制造业工人所占的比例正在下降；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富裕，他们有能力在当地提供的教育、医疗保健和休闲等服务上花费更多。无论是否有关税，就业增长很可能会继续从制造业转向这些服务业部门。

最后，特朗普希望通过利用关税来促进关键产业的国内商品生产，以此巩固美国的国家安全。他曾提出可能对半导体征收关税，这包括对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进口半导体。对外国芯片实施关税会导致价格上涨，即使这可能会在未来刺激对美国半导体产能的投资，但也会对当前的半导体使用者造成巨大打击。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曾尝试类似的保护主义策略来刺激国内技术产业的生产，结果却导致其笔记本电脑产业转移到了劳动力和其他零部件成本更低的亚洲。如今，这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来说尤其成问题，因为人工智能产业需要大量的半导体来为数据中心提供支持。

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商品的买家有时与生产者同样重要。以《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为例，该法案作为一项具有明确指向性的补贴政策，旨在推动美国科技供应链在中国以外地区实现多元化布局。对于那些产品依赖半导体的企业而言，相较于进口关税，此类补贴政策所带来的成本负担可能更低。诚然，产业政策的施行确实需要政府介入 “筛选赢家” 这一过程 。

在这方面，与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补贴合作有助于分散风险、分担成本，并共同防范共同的对手。拜登政府以不同方式处理了协调产业政策的实际问题。在芯片领域，美国与盟友合作，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发展更具韧性的半导体产业，例如共同出资在德国德累斯顿、日本熊本和美国凤凰城建设新的芯片制造设施。对于锂、钴和石墨等关键矿产，美国发展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与欧盟、日本、韩国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汇聚资源，以鼓励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开采和加工。不过，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似乎并不愿意以这种方式与盟友合作，而且在3月份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他还呼吁废除《芯片与科学法案》。

关税可以用来实现某些国家目标，但它很少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手段。即便关税能起到一定作用，其效率往往也不高，并且会造成相当大的附带损害。关税招致的外国报复可能会抵消其最初可能带来的任何好处。而且，经济学家们尤其怀疑能否像特朗普明显希望的那样，通过关税同时实现多个目标。

在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实施最新关税措施不到48小时后，特朗普就撤销了其中的大部分关税要求。这种反反复复的关税政策，从设计上来说，根本无法实现特朗普想要达成的任何目标。股市对此做出了负面反应，美国的一些关键行业担心，一旦关税重新实施，其供应链上的公司将无法承受突然增加的成本，进而可能引发混乱局面。如果特朗普政府最终真的落实了特朗普的其他诸多威胁性举措，其影响将比特朗普在3月份演讲中所预测的对美国经济的“小小干扰”要大得多，会极具破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