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苏轼在岭南从“仕宦之我”蜕变为“天地之我”

中新网广州4月19日电 (孙秋霞 骆荟茵)岭南文化新讲“从西南到岭南：苏轼的自我完成之路”近日在广州楠枫书院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才智表示，苏轼在岭南从“仕宦之我”蜕变为“天地之我”。

图为讲座现场。楠枫书院 供图

苏轼的一生，陈才智概括为“一部在困境中完成精神涅槃的生命史诗”。绍圣元年(1094)，苏轼因党争被贬岭南。陈才智认为，在岭南，苏轼褪去庙堂的桎梏，触摸到更广阔的生命本质，实现了精神涅槃。

初至岭南，苏轼面对的是“不得签书公事”的禁锢与湿热瘴气的煎熬，但他很快在烟火日常中寻得生机。苏轼不仅寄情山水，更以行动造福一方百姓，包括修建水磨、建桥筑堤、施医散药、推广农具、兴办学堂等。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被贬惠州后，苏轼写下了多首关于岭南的诗词，对当地的文化和民风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陈才智表示，荔枝在“一骑红尘妃子笑”中带有负面意味，到了苏轼那里却成了他的自我救赎之物。苏轼眼中的景观，也从“岷峨”的蜀山蜀水，转换为“岭海”的大山大水。从《试笔自书》中可以看到，苏轼已经把个人放置到“天地”的尺度。

从西南到岭南，苏轼的脚步越走越远，与此同时，他通过地理上的跨越实现了哲学上的跨越。他在放逐路上书写了“竹杖芒鞋轻胜马”的豪迈，在天涯海角绽放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智慧。

陈才智认为，苏轼在岭南，通过千载未朽的文章完成自己最后的功业，岭南文化也同样滋养了他，培育出了崭新的“东坡气质”。

“苏轼的自我完成之路，既非对命运的妥协，亦非消极避世的超脱，而是在儒家济世情怀、道家自然哲思与佛家空性智慧的碰撞与融汇中，锻造出‘人间至味是清欢’的生命境界。”陈才智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