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代表

人大代表，是民意的传声筒与放大器，是亿万心跳的共振腔。他们扎根街巷阡陌，将群众的忧乐凝成建议、议案，将晨露般细微的民意淬炼成法治基石。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检察日报》深度对话6位全国人大代表，讲述他们的成长经历、为民情怀和履职故事，以期“从一滴水看到大海的样子”。

刘玲琍

无声世界的“闯入者”

刘玲琍在教导学生发音。

无声者像生活在孤岛，没太多人走出去，更鲜少有人走进来。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刘玲琍用34年时间造了一座桥，成为无声世界的“闯入者”。不仅如此，她还要把这座孤岛上的孩子，一个一个带出去。

“要是她上过学就好了”

刘玲琍儿时住在衡阳拖拉机厂的厂区，邻居是位听障阿姨，没有上过学，既不识字也无法说话。在刘玲琍的记忆中，这位阿姨总是待在家里，有时会被丈夫打骂，偶尔形单影只地在厂区走来走去。阿姨经常给小朋友们拿东西吃，还会给女生编好看的辫子。但是她跟人沟通起来很困难，有时会急得抓自己的头发、狠狠跺脚。

“要是她上过学、会写字就好了。”年幼的刘玲琍想，“如果有个学校能让听障人士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命运一定会不一样。”

1987年，成绩优异的刘玲琍参加了中考。在那个选拔优秀学生上中专、毕业后包分配工作的年代，刘玲琍早早确定了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成为一名特殊教育教师。于是在看到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介绍后，她便毫不犹豫地报考了。

“博爱塑魂”，毕业三十多年后，刘玲琍依然能脱口而出母校的校训。作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第三届学生，刘玲琍在这里接受了专业的听障教育培训，坚定了帮助听障人士改变命运的决心。

摘掉滤镜后的特教生活

1991年，中师毕业的刘玲琍被分配到衡阳市聋哑学校（现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任教。干劲满满的她主动担任了一年级某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虽然有充足的积累，但刘玲琍还是被现实打了个措手不及。

一群七八岁大的孩子不停哭闹、在地上打滚、随意离开教室乱跑……他们听不见也说不出。由于家长普遍不会手语，这些孩子到入学时仍然不会手语、不识字，甚至有些连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不具备。“很多家长不会跟自己的听障孩子交流，最多就是能让他们吃饱穿暖。”刘玲琍逐渐意识到，特教教师不仅要讲授知识，还得承担一部分家长的责任。

她带着学生们在学校里到处转，用卡纸和手语教他们认识“食堂”“教室”“宿舍”，教他们养成排队打饭、安静吃饭、饭前洗手等良好习惯。“书本上的内容有时并不能满足实际交流需要，所以我都带他们从生活场景入手，学习必要的生存技能。”刘玲琍说。

刘玲琍带过一个学生，先天听力障碍并不严重，发声器官也是健全的，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和家长的不重视，女孩一直没有佩戴助听器。信息获取障碍导致她的认知和智力发展滞后，在原班级中被边缘化了。

“听障孩子往往敏感自卑，鼓励教育非常重要。”女孩转到自己带的班级后，刘玲琍发现她的声音很好听，便从一个个音节开始教女孩发音，手把手教她写字，逮住机会就表扬和鼓励。“她真的进步很大，后来能写字，还能说五六个字以上的句子。”提起学生的进步，刘玲琍无比开心。她认为声音是开启更广阔天地的钥匙，对于听障孩子而言，即使只能说简单的字词，也比完全无声好得多。

是老师也是母亲

2005年，刘玲琍做了母亲。然而，儿子在不到1岁时被确诊为先天性神经性耳聋。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刘玲琍真切认识到了命运的无常。

她深知，听障儿童越早进行康复训练效果越好，儿子仍有可能正常说话。考虑到康复训练的长期性，舍不得离开学生们的刘玲琍，决定自学听障儿童语言训练方法教导儿子。于是，她白天上课，晚上教儿子发音和听力，还抽时间翻阅大量资料，摸索教学方法。儿子到两岁半时，已经能像普通幼儿一样发音了。如今，儿子已顺利考入大学，语言交流与常人无异。

2008年，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创办“学前聋儿康复语训班”，刘玲琍担任负责人。相较于之前，这类班级的孩子年纪更小，沟通和自理能力更差，几乎是一张白纸。在对儿子和低龄学生的训练过程中，刘玲琍逐渐探索出“唇舌操”“情景教学”“合作学习”等教学模式，并开始自编语训教材。

与普通教师不同，特教教师的“一届”学生，往往是从小学带到高中，一个班里十几个学生，最多会带12年。刘玲琍务实的教学方法，给这些孩子找到一条条出路。34年一线教学生涯，她教导的80多个听障孩子，有20多人考上了大学。这些孩子有的考上公务员，有的成为舞蹈演员，还有的当了糕点师、设计师。最让刘玲琍感动的是，有学生回到特殊教育学校，成为像她一样的特教教师。

解开隐形的锁

许多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经过系统学习、能够有效交流后，会转入普通学校就读。然而，衔接式融合教育的不足，导致普通教师和学生往往对这些特殊的孩子缺乏认知，难以帮助他们融入学校，使他们感到被孤立、被漠视。

“我们学校是个温暖的大家庭，但孩子们终归要长大，要走向社会的。”刘玲琍希望学生们能真正地融入社会，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建立健康稳定的人际关系，经营幸福的家庭，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不仅是“活下去”，还要“活得好”。

许多人并不了解，即便佩戴了人工耳蜗和助听器，公共场所仍需设置听觉辅助设施，以确保助听装备的兼容性。目前听障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仍显不足。

刘玲琍认为残疾人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如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听障人士时，要求其裸耳听力达到四级，即“交流轻度受限”。对于经过康复训练、佩戴辅助设施后能够正常交流的重度听障患者来说，这一标准有失公平。“应将标准调整为佩戴听力辅助设施后的听力水平。”这也是她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今年两会上提交的建议之一。

“听障人士不应该被孤立，他们的思维和情感和健全人是一样的，他们有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渴望，也跟大家一样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只是他们的交流方式不同。”刘玲琍希望听障人士能够得到真正公平的对待，“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李利

布依族女儿的出走与回归

李利（左）与老手艺人共同缝制民族服饰。

今年全国人代会开幕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布依垚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布依族服饰非遗传承人李利穿着母亲亲手绣的布依族传统服饰走进人民大会堂，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这是60岁母亲给36岁女儿的礼物。

把命运攥在自己手中

李利出生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鸡场镇紫塘村，一个群山环绕的小村庄。她从有记忆起，就跟着母亲学习布依族传统手工技艺。“我喜欢用彩色的线在布上绣出各种图案的感觉。”李利说，刺绣是一种表达情感和创造美的手艺，布依族人把当下对生活的理解和祝愿都绣进作品里。

李利五岁半那年，父亲回家路上遭遇打劫去世，母亲正怀有身孕。李利懵懂地经历着这一切，但她隐隐知道，作为家里最年长的孩子，她有要保护的人了。

又过了几年，弟弟妹妹都上了学，家里的花销变得越来越大，逐渐入不敷出，李利便主动提出要跟着姑姑去外面打工。于是她辗转广东、福建等地，先后在电子厂、服装厂、手袋厂从事各种类型的工作。

上学时，李利经常上山挖草药去卖，用赚来的钱给自己买书。打工期间，她也从没间断过学习，尤其是与服饰有关的知识。她一边在缝纫、裁剪、设计上提升自己，一边默默学习销售和市场营销，慢慢地积累出一套经验。

在外越久越想家。常年漂泊在外，李利梦想回家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布依族服饰店。终于有一天，她熟练掌握了“网店”这种经营模式，她知道，是时候回家了。

兼具传统与时尚

2015年，李利拿着自己在外多年打拼的积蓄，回到晴隆老家开办了村里第一家网店，取名“布依垚”，意为“我们布依族”。

为了做好网店的宣传，李利经常穿着自己制作的布依族服装“出街”。2015年的一天，她和朋友在风景区拍照时，遇到了一位摄影师，非常喜欢李利身上的服装，于是在征得她同意后，为她拍了一组照片发布到网上。没想到这组照片竟然“爆”了，大量网友纷纷转发评论：“衣服上的纹饰好精美呀”“真是审美天花板”……这场偶遇给李利增添了许多信心，让她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民族服饰是能得到广泛认可和喜欢的，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脚踏实地、稳扎稳打。2019年，李利创立贵州布依垚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除了主打的布依族服饰外，公司也经营布依族文创产品。在充分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李利将布依族手工技艺与时尚元素相结合，设计出一批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手工包、衣服、围巾、小工艺品等，兼具美观与实用性。

“我能感觉到，现在年轻人对于‘布依垚’这类少数民族服饰店铺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我相信我们这一类店铺会越来越好。”谈及未来，如今的李利充满希望。

“上有老、下有小”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于立志发展布依族传统文化的李利来说更是如此。公司成立之初，她就开始有意识地接触布依族的老手艺人。

65岁的卢光情就是李利公司经常合作的一位老手艺人。一次，公司需要做一批香包，找了镇上几位手艺人来绣制，卢光情便是其中一个。她不仅绣得快，一些复杂的针脚也处理得毫无痕迹，李利就对她上了心。后来了解到卢光情自己带着孙儿，家庭比较困难，公司有定制订单的时候就会优先让她带回家做。像卢光情这样跟公司长期合作的老手艺人，目前有10位左右。

李利清楚，让民族传统文化流传下去，靠的不是某一代人，而是接续传承。除了老手艺人外，对布依族文化感兴趣的年轻人也是李利的“宝贝”。

2016年，事业刚刚起步的李利偶然认识了还在上大学的黄文英。从小就喜爱刺绣和做手工的黄文英被李利做的布依族服饰深深吸引，便经常来找她玩，再后来就决定直接辞掉工作，加入“布依垚”。如今，黄文英分管公司行政和绣娘培训工作。她告诉李利，只要“布依垚”还在，李利还在，她就会一直在。

当地许多妇女，丈夫在外务工，自己既要照顾孩子，又想找一份工作补贴家用。李利便将老手艺人请到公司当“师父”，招收这些妇女做“徒弟”，帮助她们成为绣娘，可以在家边带孩子边工作。公司成立至今，已累计带动当地180余名妇女稳定就业，累计带动400余人灵活就业，实现就业的妇女平均每人每年可增收3.8万元。

李利笑称自己现在“上有老、下有小”。如今，“布衣垚”吸引了许多对传统文化感兴趣、有热情的年轻人前来应聘，其中也不乏技艺纯熟的手艺人。李利相信，现在就是非遗传承最好的时候。

不忘来时路

2023年初，李利当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她的生活开始变得忙碌，工作重心也发生了变化。

作为布依族服饰非遗传承人，李利持续关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传承。在深入走访调研时，她与多家企业一道寻找突破口，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的就业、技能培训等问题，商讨如何吸引人才投身非遗传承。李利还走进学校普及布依族非遗技艺，帮助孩子们从小接触和了解传统文化。她的公司也给那些对布依族服饰制作感兴趣的年轻人提供培训、就业、创业的机会。她希望因地制宜地推广灵活就业模式，多渠道帮助当地群众增收，同时也想为少数民族非遗传承探索更多的出路。

李利认为，非遗技艺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代表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身份，承载着先人的生活方式和智慧，是民族的记忆和历史的见证。通过传承，年轻一代能够学习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

今年全国人代会上，李利依然建议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带动就业，她期待国家能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政策扶持、人才培养助力。

“我是一个热爱民族文化的布依族姑娘，我爱我的家乡。”如今的李利仍坚持每天练习刺绣，她说只有这样，才不会忘记自己来时的路。

张忠山

放羊娃的“逆袭”

张忠山（右）查看合作社的小羊。

凌晨五点的山路、干硬的饼子、热闹的羊群……这是张忠山少年时代最浓重的记忆。如今，在他的直播间，一笔笔订单完成交易，家乡的羊肉“飞”往全国各地。从放羊娃到带领乡亲致富的新农人，全国人大代表张忠山用一根网线，撬动了大山深处的产业变革。

东乡少年的成长印记

1994年，张忠山出生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一户普通农家。这里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发展滞后。

在张忠山的记忆里，上学的路总是特别漫长。小学时期，学校距离张忠山的家足足有6公里远。凌晨5点，张忠山就要摸黑起床，在昏暗的天色下，跟同村的小伙伴结伴步行近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学校。“冬天是最难熬的，天又黑又冷，遇到下雪，一路上不知道要摔多少跤。”张忠山回忆，因为路途遥远，他只能带干硬的饼子当作午饭。

放学回家后，他扔下书包就要去放羊，帮家里分担劳作。彼时，张忠山的父亲在临夏的一家餐厅工作，回家时总会对他讲述外面的精彩，这让年少的张忠山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与向往。

完成学业后，张忠山选择外出打工，之后便留在兰州闯荡，父母也过去定居。一开始，张忠山和家人在夜市里卖烤串，因肉质好、口味佳、价格也公道，很快就积累了回头客。后来，张忠山带着家人在一个菜市场卖起水果，生意越做越顺，一家人的日子也越过越好。可是，每次回乡探亲，看到乡亲们依旧靠着辛苦劳作获取微薄收入，张忠山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他想，要是能做点什么，让乡亲们也能轻松些、多赚些钱就好了。

把羊“赶”进直播间

2017年，张忠山从本地的一档电视节目中得知，东乡县为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提供创业培训，组织学员先后在临夏、浙江义乌、福建厦门等地学习电商运营，他立刻报了名。培训班结业后，带着新鲜获取的知识，张忠山开始深入细致地调研分析家乡的资源优势。

他发现，家乡的羊肉“东乡贡羊”品质上乘，味道独特。然而，由于缺乏销售渠道，这一资源优势始终未能转化为经济效益。彼时，农村电商行业发展势头不错，尽管这种形式对于那时的张忠山而言还很陌生，他仍想把握住这个机遇。

他注册了一家公司，勇敢地踏上了电商直播这条路。起初，直播间流量惨淡，观众寥寥无几，订单更是少得可怜。他每天关注新闻，从中央文件和农业相关的会议里，捕捉“强农”“惠农”“发展电子商务”等讯息。很快，在当地多个部门的扶持下，他的公司接到了消费扶贫的大额订单。

为了刺激消费，张忠山还把羊“赶”进了直播间，让消费者能亲眼见到羊的情况。此外，他按照消费者的需求，委托食品加工企业对羊的不同部位进行精细化分割、包装，并附上肉制品检验报告，引领“东乡贡羊”走上标准化产业道路。

“传统的销售方式，主要以整羊或‘四大件’来卖，一只羊卖1000元左右。现在通过加工，一只羊能卖到1500多元了。”张忠山说。

为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他决定组建合作社。乡亲们可以为合作社供应羊肉，他负责安排销售。如此一来，乡亲们就能拥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公司也能获得稳定可靠的羊肉货源。

然而，当张忠山挨家挨户解释自己的想法时，却遭到了质疑，一些年长的村民非常担心自己辛苦养大的羊会卖不出去。面对乡亲们的担忧，张忠山耐心地解释：“咱们的羊肉品质这么好，只要做好宣传推广，别人买过一次就会认可，咱们的市场肯定能慢慢打开！”

为了最大程度打消乡亲们的顾虑、保障大家的权益，张忠山不仅用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向社员收羊，还采用保底分红的方式回馈社员，即第一年保障农户不会赔钱，给他们观望的时间，从第二年开始再让他们自负盈亏。在张忠山的不懈努力下，他作为理事长的伊菲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终于拥有了第一批社员。

新农人的重重挑战

合作社“开张”了，但问题也接踵而至。有一次，他们接到一笔1000只羊的订单，但当时乡亲们对张忠山的信任度还不高，要求他带走羊后必须马上付钱。“那时候一只羊的市场价是1000块钱，我交付后才有回款，这意味着我要垫付100万元！”由于资金不够，张忠山只能无奈放弃这笔订单。

虽有遗憾，但他十分理解乡亲们的担忧，羊关乎着整个家庭的生计，容不得半点差错。“现在乡亲们已经十分信任合作社了，哪怕一个月后再结账都是可以的！”谈到变化，张忠山满是自豪。

除了资金短缺，合作社还遇到了技术方面的难题。如何保障羊肉在运输过程中的新鲜度？怎样高效处理大量订单的配货？有没有价格更合适的物流服务？张忠山四处奔走请教专家，与多家物流公司展开深入交流合作，还投资建设了小型仓储保鲜冷链设施，从源头到终端，全方位保障羊肉的品质，力求让羊肉以最快的速度、最佳的状态送到消费者手中。

疫情期间，因物流不畅，羊价断崖式下降，跌至近几年最低价28元一斤。此时，张忠山却以高于市场价7元的价格收购了社员们的羊，打消了大家的后顾之忧。他说：“情况特殊，我们可以没利润，但绝不能亏了社员，寒了他们养殖的心。”

在张忠山的带领下，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入社的农户数量也在稳步增加。从最开始的5户，逐步发展到现在的70户321人。并且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了户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

2023年初，张忠山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意识到，从此自己的责任不仅仅是带领乡亲致富，还要为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建言献策。

“新农人是一群具有新思维、新技术、新方法的人，他们对于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意义重大。”张忠山十分重视人才的引育，他认为年轻人在考虑就业时，最关心收入水平、发展机会、工作环境等。因此，想要吸引人才到乡村，就需要构建良好的产业基础、完善基础设施、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和公平的发展机会。

今年全国两会上，张忠山建议加大农业人才资源投入，促进乡村人才振兴。

郭建华

放映机后的光影半生

郭建华展示电影放映机设备。

49年，一个人的半辈子。在这段漫长岁月里，郭建华的人生打上了深深的电影烙印。她说，自己只是做好农村电影放映这一件事，不过是做得久了点。但在旁人看来，她的传奇人生，何尝不是一部精彩的大电影。

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郭建华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万隆乡，如果让她描述儿时一个记忆深刻的画面，她一定会提起那场夏夜里的露天电影和那块“白布”上的人。

六岁那年，父亲带郭建华到村里的麦场看电影。十里八乡的人都早早地到了，空地上座无虚席，草垛上、墙头上，甚至是树上都“长”满了人。

郭建华跟着村里大一点的孩子钻来钻去，不一会儿就挤到了前排，靠在了放映桌旁。望着幕布上活灵活现的人影，她跑上前伸手轻轻地触摸幕布，再跑回来好奇地问边上的人：“这人又会说又会唱，咋跑到白布上去的？”正摆弄机器的放映员哈哈一笑，指着放映机发出的光告诉她，是这束光把人推到幕布上去的。“那咋会有颜色呢？”“这么多人都进去了吗？”……架不住这些连环问题，放映员拍了拍郭建华的头，说等她长大当放映员就明白了。

1976年，开封县（现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要招聘一批农村女电影放映员，23岁的郭建华得知消息后高兴地去参加考试，想着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可到了现场才发现，谁都不看好她这个又瘦又小、体重还不到80斤的小姑娘。

当时，电影放映员考试分为两大项：文化课和实际操作。在实际操作环节，考生被要求携带两个电影拷贝，骑20公里自行车测试体能。郭建华知道自己在体型方面不占优势，便主动加码，20多斤重的拷贝，她硬是带了四个。驮着比自己还重的东西，她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于是在这一年，郭建华如愿成为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

一句承诺，半生坚守

不久后，郭建华便跟着老师到村里放电影，刚当上电影放映员的她既兴奋又紧张：“原来都是坐在前面看，现在终于站到放映机后面了！”她记得特别清楚，那天要放的电影是《闪闪的红星》。场内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幕布。当放映机的灯光亮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片头跳出来时，全场响起叫好声。郭建华这才长舒一口气，低头发现手心里全是汗。

电影放多了，郭建华也和乡亲们日渐熟悉起来。有时乡亲们为了看电影，会端着碗、捧着筐，把饭拿到放映场上吃。大家把煮熟的花生、毛豆、玉米、芋头放上放映桌，招呼郭建华一起吃。碰到年纪大点的乡亲，郭建华还会主动给他们讲解剧情。

有一次，郭建华连着放了四部电影，到了深夜，有个老乡仍是不让她收放映机，说想看个够：“现在总能看上电影，以后你嫁人了，就没人来给我们放了！”郭建华哭笑不得，当下给出一个承诺：“只要乡亲们喜欢看，俺给你们放一辈子电影。”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一句话，让她坚守了49年。

往后的日子里，郭建华如约放着电影，她自己的人生大事也在放映场里“上演”着。1978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农村放映，郭建华当时已是孕晚期，但为了让乡亲们早点看上电影，她还是坚持每天晚上去3个村。有一天电影还没放完，郭建华突然觉得肚子疼痛难忍，乡亲们急忙用板车把她拉到医院，孩子早产了。丈夫便用《烈火中永生》的插曲《红梅赞》，给女儿取名“红梅”。1982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时，郭建华仍是在放映场上，那时候放的是戏曲电影《包青天》。电影还没结束，她就被送到了医院，顺利生下了二女儿。《包青天》中有句唱词是“雪里梅花耐霜寒”，郭建华便给女儿起名“雪梅”。

“坐在这个放映场，看着银幕上的故事，和乡亲们一起哭一起笑，我就是最幸福的。”郭建华说，“看电影的时候，每个人都能短暂忘却生活中的烦恼，只管纯粹地哭、纯粹地笑。”

没有合适放的，就自己拍

1996年，郭建华被任命为开封县电影公司（现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电影公司）经理，后任党支部书记。她不想离乡亲们太远，仍是定时定点带队去村里放电影。但她逐渐发觉，公司购买的部分影片内容有些过时了。

有次电影放映结束，一位乡亲找到正在收拾设备的郭建华抱怨，科教电影里的种花生技术还没他自己的技术先进。当天晚上郭建华失眠了，一直琢磨着乡亲的话。

天一亮，她就找到了河南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商量，要为乡亲们放真正有用的电影，没有合适的，就自己拍。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通过。

郭建华想在有故事、有情节的基础上，穿插花生的种植技术。“只有爱看才会爱聊，爱聊才有更多的人愿意交流经验。”她的想法，导演王蕾明白，二人一拍即合，决定根据花生的生长周期拍摄。从选种、晾晒、拌种，到机械化播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再到最终收获与储存，每个环节的技术要点都要真实、可操作。历时7个月，这部农村轻喜剧科教电影《咱家花生好收成》成功“出炉”了，乡亲们观看后纷纷表示喜欢。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郭建华年年都会把新花生带到全国两会上，她想让大家看看，自己家乡的花生一年比一年种得好。

从乐趣到需求

对于电影，郭建华有自己的理解：“电影就是鲜活的人生教科书，一部好电影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这些年为了挑选好电影，郭建华下了很多功夫。农村电影的放映，首先要做到题材老少皆宜。提起乡亲们的喜好，郭建华如数家珍，“大家就愿意看恶有恶报、善有善终的电影，他们希望这个社会该是这样的。”

郭建华介绍，近两年来乡亲们反响最热烈的电影就是《第二十条》，她自己也特别喜欢：“‘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难道不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吗？’这句台词真痛快！”

郭建华说，以前看电影是乐趣，现在看电影是需求。将较为生硬的普法做一些艺术化的加工，就可以同时满足乡亲们的娱乐需求和法治需求。

如今，72岁的郭建华仍奔走在不同村子之间，放映着一部部电影。谈及未来，她有几个展望：一是希望国家从政策、资金层面，加大对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扶持力度；二是希望全社会重视校园电影的创作生产，给孩子们供应优质的“精神食粮”；三是希望老一辈电影放映员做好“传帮带”工作，培养更多年轻人，把农村电影放映事业传承下去。“要让农民能一直看上最好的电影、看他们最喜欢的电影、看对他们有用的电影。”郭建华说。

于洋

为生命奔跑

于洋在病房中调整注射器。

于洋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在神经内科，每一秒都是生与死的赛跑。23年间，她直面过太多生死考验，对护士的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开始为“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社会性问题奔走呼吁。她是护士，也是“战士”，始终奔跑在挽救生命的战场上。

时间就是大脑

神经内科的护士有多忙？每每被问到这个问题，4年前一天的场景就会在于洋的脑中重现。

2021年5月13日，周四，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诊室。

早上8时50分，一名患者前来就诊，表现为突发言语不清伴右侧肢体无力，接受问诊与查体后，当即被确诊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医生果断将其转至病区抢救室，开启静脉溶栓治疗流程。就在抢救工作紧张进行时，又有两名患者因突发脑卒中相继就诊，需要进行溶栓治疗。

溶栓操作对于时间的要求极为严格，每耽误一秒，患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出现坏死，且不可逆转。所以在神经内科有一句话——时间就是大脑。

医护人员立即启动紧急预案，把握患者抢救时间窗、进行NIHSS评分、评估患者的适应证禁忌证、与家属沟通征得家属同意并签字……护士长于洋带领护士们与医疗团队默契配合，迅速将药品和抢救器材准备到位。

9时23分，第一位患者进行溶栓。9时30分，第二位患者开始溶栓。9时38分，护士为第三位患者静脉输入溶栓药。

10时38分，三位患者溶栓治疗相继顺利结束。原本存在言语含混、肢体抬举困难的患者，经过治疗后语言功能逐渐恢复，肢体活动基本正常。

正当大家紧锣密鼓地处理病房护理工作时，16时，又有两名患者几乎同时进入神经内科进行溶栓治疗。

“高强度、高密度，精神上高度紧张，那一天，全科室护理人员都忙得不可开交，甚至顾不上吃饭休息。”于洋至今回想起来仍免不了深吸一口气。这是她的一天，也是许多神经内科护士的一天。

责任感、同理心与人文关怀

在于洋看来，护士是一份精力和体力都需要“超长待机”的工作。白天，他们推着叮当作响的处置车来回穿梭，处理医生查房后调整的医嘱，把新增的治疗编入执行序列，沟通安抚因病痛而休息不好的患者……到了深夜，在各类监护仪器的闪烁中，护士们轻轻推开一扇扇门，逐床查看病人的情况，时不时还会听到病人和家属的小声抱怨。不知在哪个时刻，哪个监测仪会突如其来地发出尖锐报警声，接着是呼喊声、奔跑声、急救车的滑轮声，他们便又一次开始与死神赛跑。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是黑龙江首批28家急性脑卒中医疗救治定点医院，高强度、快节奏的抢救工作是这间医院的“日常”。2002年6月，于洋在这里开启了她的护理生涯。

“我们经常比赛谁换气切套管和纱布更轻柔，能使患者不发生刺激性咳嗽，减轻他们的痛苦。”于洋说，如果她护理的患者皮肤被压红了，她就会陷入自责。如果因及时发现患者瞳孔的变化，而为其争取最佳抢救时机，她会有成就感。

2015年7月，于洋被任命为神经内科四病区护士长，后又兼任护理部副主任。到今年，她已经在临床护理一线坚守了23个春秋。

作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身兼教学重任的于洋非常关注护理人才培养的双重维度。她认为学生除了掌握静脉穿刺、急救设备操作等各项基础技能，更需要学会关心患者，理解患者的需求。“要培养他们的同理心和人文关怀。”于洋说。

为护士发声

2020年初，于洋主动请缨驰援武汉，担任黑龙江省第二批支援武汉抗疫医疗队副队长，带领团队承担重症患者护理工作。同年9月，因参与重大护理工作任务表现突出，于洋被授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这段经历，让她对护理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护士不依附于医生，他们之间是相互协作、相互支持的关系。”于洋介绍，护理学自2011年已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护士有自己的学科领域，需要掌握专业护理技能、保持高强度工作所需的体能以及应对突发状况的敏锐判断力。护士和医生是医疗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角色，但很多人却将护士单纯地视作医生的助手，打针、发药、巡房，但这远非他们必备技能的全部。

“护士在工作中更频繁地接触患者，面临更高的感染风险和职业暴露风险。”基于这些职业特性，她呼吁完善护士权益保障体系，加快制定护士法等。

关注失能病患之困

脑梗死、脑栓塞、帕金森……神经内科以接诊脑血管疾病患者为主，危重病患、卧床失能病人多，一些病患无法独立吃饭、穿衣、上厕所、洗澡等。于洋注意到，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在失能老人的照护需求面前已不堪重负，许多家庭正面临“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问题。

因此，于洋建议加快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更多失能者纳入长护险保障范围，进一步解决和满足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需求。

同时，由于社会上失能病患的照护需求量大，“网约护士”“上门护理师”等照护形式开始涌现。在2024年两会上，于洋提交了《关于全面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建议》。她认为，这种模式有助于破解千万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居家护理难题，但亟须建立统一的服务标准、质量监管体系和风险防控机制。“必须构建医疗机构、互联网平台、保险机构的三方协作机制，才能打通专业护理到家庭的‘最后一公里’。”于洋说。

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标志着长护险从试点阶段向全国范围推广迈出了重要一步。

“看到自己关注的问题、所提的建议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我很开心。”于洋认为，随着我国60岁以上人口突破3亿，这项承载民生期待的制度创新，正在重塑老龄化社会的照护生态。

徐立平

刀与火之歌

徐立平在“雕刻”火药。

在火药上微雕，不能有毫厘之差，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爆炸……每一次落刀，徐立平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在一下下巨大的心跳声中，发动机推进剂药面整形工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四研究院7416厂首席技师徐立平一干就是38年。

儿时的苦和乐

徐立平的童年是在搬家中度过的。1968年，他出生在内蒙古，一岁时被送回母亲的老家四川泸州，由外公外婆照顾。4岁时，他重返内蒙古，回到父母身边。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1973年，徐立平又因父母工作地点的变动搬到了陕西，终于定居下来。

在父亲眼中，徐立平跟弟弟妹妹相比算不上聪明，所以总把“笨鸟先飞”挂在嘴边激励他，徐立平学习一直格外努力。在陕西上学时，条件比较艰苦，冬天没有暖气，都是烧炉子取暖。这让他发现了一种别样的美食——烤馒头。把馒头放在炉子上，不一会儿，馒头表面就会变成焦黄色，吃起来又脆又香。每次吃的时候，徐立平总会先吃馒头的芯，把最喜欢的硬壳留到最后慢慢品味。“先苦后甜嘛。”徐立平说。

生死一线的38年

1987年，19岁的徐立平从陕西第一航天技工学校毕业，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四研究院7416厂的一名发动机药面修理工，对火箭发动机里的燃料药面进行修理、开槽、挖药、修补等。徐立平解释：“通俗点讲，就是用刀‘雕刻’火药。”他在这里一干就是38年。

徐立平清晰地记得刚进厂时，师父给他上的第一课：“那时候师父带我去处理废药块儿，‘啪’一点火，紧跟着就是巨大轰鸣声，刺眼的火光，腾空而起的蘑菇云，哪怕站在十几米之外，席卷而来的热浪依旧让人难以忍受。”这堂课，给徐立平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也让他对这份工作的危险性有了直观的认知。

1989年，一台火箭发动机在试车前被发现燃料面出现了裂纹，试车失败，上级决定组建一支突击队来就地挖药。“这是咱们国家固体燃料事业第一次大规模地挖药，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21岁的徐立平主动请缨，成为挖药突击队最年轻的成员。

所谓“就地挖药”，就是钻进发动机燃烧室，挖开填注好的火药，查明问题根源，修复药面缺陷。发动机舱内空间狭小逼仄，只容得下一个人爬着进去，内里充斥着浓烈刺鼻的推进剂味道。身高近一米八的徐立平半跪半蹲，用木铲、铜铲一点一点地抠挖，每一刀只能挖四五克药。人在如此高度紧张又缺氧的环境中，时间一长，就会头痛、呕吐。因此，每个人每次只能在舱内停留10分钟。而徐立平觉得自己年轻，身体素质好，应该多干一点，每次都会多待上一会儿。就这样，历时两个多月，徐立平和同事们挖出了300多公斤的推进剂，找到了故障原因。

这次任务完成后，徐立平出现了严重的后遗症，他的双腿疼得几乎无法行走，经过很长时间高强度的康复训练，才得以重返工作岗位。

后来，徐立平成为班组长，主导挖药工作。凭借充分的准备和精湛的技术，他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保持着零安全事故的纪录。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已经不再需要挖药，但那段经历，成为徐立平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回忆。

离危险远一寸

如此高危的工作，徐立平却始终干劲儿满满：“再危险的工作也要有人做，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呢？”他明白，想要最大限度地规避危险，唯有练好手中这把刀，他开始了日复一日地苦练。

为了尽可能减少失误发生，徐立平每天重复着“观察—判断—修正”的动作。他反复比划着切、削、铲等基本动作，揣摩着刀具的切削量、切削角度和切削力度，每每练得手臂酸痛，才放下刀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练习。不同产品有不同的整形要求，有的要求尺寸，有的要求形状。经年累月的刻苦磨炼，徐立平的手感越来越好，能够不出差错地完成每一项要求。“我要做的，就是按照产品要求整形到位，同时保证安全。”经由他手整形过的发动机推进剂药面，合格率达到了100%，创造了行业内的奇迹。

到了90年代，厂里引入首台数控整形机，徐立平主动学习数控编程知识，还动员年轻人共同探讨、模拟。在此过程中，他提出的20多个关于硬件方面的建议均被采纳。在大家的努力下，数控设备成功投入使用，推动了火药整形技术的升级。这一突破，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提升了产品质量。“机器代替不了人，但能让人离危险远一寸。”徐立平说。

2005年，某型号发动机因传统刀具整形效率低下且危险，生产受阻，徐立平便开始自己设计制作刀具。经过三四个月的设计和多次技术迭代，“立平刀”诞生。这款刀具不仅解决了安全隐患，还将效率提升了50%，同时降低了操作难度。此后，徐立平陆续改进30余种刀具，其中9种获得国家专利。

收徒的两个标准

2017年，徐立平获得第十二届航空航天月桂奖“大国工匠奖”，后被评为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此外，徐立平还有许多头衔：“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等。但对于徒弟们来说，他只是个严格的师父。

徐立平对徒弟的要求非常严格，因为他始终记得，同事不慎将刀具碰到金属壳体，擦出的火花瞬间引爆发动机，当场牺牲。他希望通过最严格的要求，避免悲剧的发生。徐立平收徒有两个标准——稳当、灵活。“只有做事稳当，才能在我们组长久地工作，不容易出问题。”徐立平解释，“灵活就意味着愿意创新。”

他非常注重培养团队的创新思维，团队申请的专利已经有50多项，授权十几项。在30余人的团队中，技师、高级技师占比达50%以上。徐立平希望他们能不断进步，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023年初，徐立平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今年，他提出关于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活动的建议。他认为，此类活动能够让更多学生了解工匠精神，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创新精神，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因自身工作对安全有着极高的要求，徐立平也尤为关注公共领域的安全问题。他提出加强道路等公共设施预警能力建设的建议，希望加强预警信息系统建设，在道路桥梁等易发生灾害的地方安装传感器等，提升公共设施安全预警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