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302】血腥的“昭和维新”被终止的幕后人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明治维新”在历史上大名鼎鼎，带领日本成功走向近代化。“维新”一词的时代分量，在明治时代得到了十分具象化的体现。“变则通”，是日本实现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现身说法”。但是，同样作为“维新”，“昭和维新”却是截然不同的运势和影响。

在NHK获取的日本旧军队重要资料中，曾经记载着20世纪30年代时任陆军大臣的川岛义之和发起被称为“2·26兵变”的青年将士们会面时的对话。他承诺，“赞同兵变宗旨，果断实施昭和维新”。此番话之后，参与兵变的将士们便被统一收进了陆军的正式指挥系统。

早在10年前，我应邀参加凤凰卫视“历史大视野”时，就和大家分享过“2·26兵变”，再往前的上海电视台纪实节目中也讨论过这个，还专门就给青年将士产生思想影响的特殊历史人物北一辉写过不少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总是“常读常新”，知识也往往“温故而知新”。能够与“乙巳之变”“本能寺之变”等并存的谜之“兵变”，“2·26兵变”的幕后解读也更多成为史学家关注的焦点。1500余人的陆军部队，先后杀害天皇的侧近和大臣，并占领首相官邸和警察厅等国家要害之地。恶劣的残暴手段，谋求军队主导型国家改造的思潮，也催促着日本的国家之道开始悄然生变。川岛义之虽作出承诺，被逮捕的兵变将士虽强烈宣称得到了陆军高层的认可，却仍然没有改变人头落地的审判。

其中的细节，恐怕要交给日本的历史自己评判。时隔30年的大雪之夜，沾满鲜血的枪和刀惊醒了整个日本。从大藏大臣，到警察官，以数名国家重臣和公职人员性命为代价的“昭和维新”，背负上了肮脏的包袱。从时间和趋势意义上讲，“2·26兵变”是日本走向侵华战争的“前夕”。“维新”或许更多是和兵变将士在思想上几近一拍即合、蠢蠢欲动的军权主义者的自我修饰。正因如此，陆军上层的一部分人对兵变行动表示了默许和理解，对以军队为中心的国家政权的确立充满欲望。

纵然兵变军队还曾一度和陆军高层开展过对话，但最后却落得被2万镇压部队包围的“违者格杀勿论”的下场。阻止兵变，如果说是彼时的一种“功”的话，那幕后的两个人最值得说道。一个是木户幸一，作为有着不光彩的历史评价的甲级战犯，他时任内大臣秘书官长，对信息情报和趋势捕捉极为敏锐，坚决反对成立过渡内阁，强硬主张镇压叛军，联系近卫师团确认皇居周边安全后，在安否未定的冈田启介首相缺席之下继续推动在皇宫举办内阁会议。帝京大学教授筒井清忠称，木户幸一是对时势把握极为准确的政治家。从事件走势上看，其举动是挫败“2·26兵变”的首要因素。

另一个是石原莞尔。石原莞尔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后来在侵华战争中的“名声”不言而喻。根据日本史学家藤井非三四的研究，石原莞尔一开始还朝着有利于兵变将士的方向向陆军大臣进言，扮演了间接协调角色。不料，他却在处置态度上来了个180度转向，坚决主张对兵变部队进行强硬讨伐。藤井非三四指出，这和石原莞尔曾提倡建立“高度国防国家”有关，前提是产业振兴和军备强化缺一不可。而大藏省针对兵变很严肃地指出，如果不能很快控制局势，日本经济将无法收场。画风突变的背后，或许是石原莞尔对自己政治抱负遭受冲击的无法容忍。

在东京涩谷，穿过中心街道，从井头路前往代代木方向，在NHK中心下的十字路口向右，走上一条平缓的上坡路，这里是当年的监狱，今天立着纪念“2·26兵变”的慰灵像。坐落在这里的观音像用来慰灵，多少有点令人诧异。按照当地组织的说法，灵魂得到安慰的，除了被处刑的青年将士，还有死于兵变的政府要人。对普通日本人而言，或许只能是仁者见仁了。（2024年12月26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