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海内外存世有多少种？——访藏书家韩宝林

书房中的韩宝林

一部高度浓缩中国文化简史的《三字经》，用千把字的韵文把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等等讲得生动极易成诵。作为蒙学经典的《三字经》尽管原创于中国，却在影响着世界，它的英文、法文、日文、韩文等外文译本早已风靡海内外，甚至有英文版《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那么《三字经》究竟在全世界存世有多少种？近日笔者走进天津88岁藏书家韩宝林的“《三字经》世界”——亲眼目睹了他耗时30余年从全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不同时期、不同语言文字、不同形式的620余种《三字经》。他说：“《三字经》存世量是个不解之谜，我所见和已知的或许在1400-1500种左右”。

30年“藏经”620多种

室内除了屋顶之外的其余空间都被书占据着，书架之外的地上、桌子上、沙发上、床上也都是满满的书，留下的小过道仅一人侧身方能通过，稍有不慎就会碰到书。这里浓缩了韩宝林整整30年的收藏精华，其量早已过万，最让他欣慰的是620多种《三字经》。

聊起对《三字经》的收藏，韩宝林把1993年定为自己的“藏书元年”，这一年他在位于天津的沈阳道旧物市场上第一次买到的线装本古籍恰恰是《三字经》。可以说是这本清末民初的《三字经》开启了他的专题藏书之路。他说，当时看到这本书，刹那间勾起了儿时的无限情思，攥在手中，如遇故交，舍不得松手，生怕别人抢了去。慢慢的，随着《三字经》版本收集的日益增多，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李国庆的鼓励与支持更是让他坚定了《三字经》专题收藏的决心。

清朝光绪年间《状元三字经》

众所周知，一千多字的《三字经》，经过七百多年的发展，世间究竟有多少本《三字经》？韩宝林开始是见一本买一本，后来才有所选择性地搜集。

笔者翻阅起韩宝林的这些《三字经》，其家族庞大，不乏珍稀版本。从年代上看，跨度自清朝顺治年版至近现代，除汉文版外还包括日、英、俄、德、法、阿拉伯等外文本及满、蒙、藏、白族文、女书版、盲文版，以及满汉合璧、汉藏对照版等。韩宝林介绍说，若从种类上讲，《三字经》包括传统类和衍生类两大类，传统类如清同治年间的《大三元经》、光绪年间《状元三字经》、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三字经》增订本。衍生版本是指“三个字”为形式而衍生出的种类，诸如小蒙童三字经、农村妇女三字经，人民军队三字经、抗日三字经，医药类三字经、盲文三字经等等。

经统计，韩宝林收藏的620多种《三字经》包括原书、拆订本、复制复印本、影制本、外文本、有关《三字经》的文学文艺作品、工艺制品以及报刊网络上发表未印成书的《三字经》；另收集到的《三字经》影印版338种，有关《三字经》信息（只知书名和基本情况）303种，共1185种，书影图片约6000多幅。

“这个数字还会随时有变化，因为现在有时还会买一些比较特殊的版本。比如，2024年元旦后新购得的这块三字经木雕版，加上我知道但没有搞到手的和那些收藏在国内外大小图书馆及私人手里的，过眼、过手的粗略估计恐怕不下1400-1500种左右。”韩宝林斩钉截铁地说。

2016年，国家图书馆利用韩宝林所藏的141种民国前《三字经》出版了《三字经文献汇编》，其中有59个版本入选《中国古籍登记目录》。韩宝林也因此一跃获得“全国书香之家”“天津十佳特色藏书人”等荣誉称号。

满世界“追经”

《三字经》一直以来在世界上广为流传，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海外，它的英文、法文译本也已经问世，日本、韩国、英国、俄国、德国、意大利十几个国家都有《三字经》译本。韩宝林的收藏触角也是满世界追。

盲文版《三字经》

“《三字经》的外文译本很多，据我所知约有30种左右，但译者多为外国人。”韩宝林说，2010年，听说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潘世兹（1906-1992）译著的“汉译英《三字经》”在1990年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便马不停蹄地四处搜购，无论线下线上搜了个遍，终不见踪影！欲联系该书的出版单位“新加坡教育出版社”，未果。某日，在“CCTV百家讲坛”栏目上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解读三字经”，又试着搜寻钱文忠联系方式，仍未如愿。想起网络上流行的“漂流瓶”，也抛了一个，仍是无果。

几年过去后，韩宝林对于潘世兹译著“汉译英《三字经》”已不再抱希望。2022年5月3日，却突然收到齐惠敏发来的“潘世兹英译《三字经》”一书的封面封底两张书影！原来，韩宝林和齐惠敏交往中曾谈到欲求此书的事情，有心的齐惠敏竟然通过新加坡的图书馆及海外同学多方打探，先是在海外网站上发现了该书图片，继而又寻求远居新西兰的同学给予帮助，获知新西兰国家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均藏有此书，但只能堂读，不能外借。齐惠敏顺藤摸瓜，终于在印尼某网站发现一网店有售，且标明“仅存一册”。但中国用户无法注册登录该网店，他只得再次求助海外同学下订单，在付款时卖方突然涨价至三倍之多，最终补足差额后通过国际快递，自印尼首府雅加达经新加坡、香港入境抵达北京，然后送至天津。6月17日，当韩宝林为参加《三字经》文献展而来到津沽记忆博物馆时，尽管有种想见“庐山真面目”的迫切心情，但还是没有立即打开翻看，而是稳稳妥妥地把书放在面前，双手合十，恭恭敬敬的向这本来之不易的《三字经》拜了三拜！韩宝林说，一拜，它不仅是近代国人首译本，且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肯定，成为“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之一，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瑰宝；二拜译者潘世兹先生在83岁高龄时力译《三字经》，为祖国争得了无限荣光；三拜为获得此书提供了重要帮助的齐惠敏以及他的朋友们。

《三字经训诂》

韩宝林总结说，潘世兹汉译英《三字经》一书的购得，历经了十二年之久，渡过了五道难关——搜寻关、订单关、付款关、运输关、防疫关。类似这样的故事在韩宝林的藏书生涯中数不胜数。

韩宝林收藏了英文、俄文、意大利文、韩文、西班牙文，以及盲文和汉满蒙藏文等多种版本的三字经，还在网上从美国购得1894年（光绪二十年）法文版《三字经注解》。他说：“俄国有个东正教，清初派了使团到中国，他们学习汉语的教科书就是《三字经》，连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都藏有俄译《三字经》；三字经明代流传到日本，日本根据本国国情还编写了《本朝三字经》，曾收集到13个版本的日文《三字经》。”

首提“《三字经》三大谜团”

研究是收藏的灵魂。《三字经》作为蒙学读物的代表备受历代专家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多有增删修订之举。韩宝林说，据自己所知仅近现代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即有20位之多对《三字经》进行探讨研究并有著述，自己均有研读。他作为中国藏有《三字经》版本最多的人，也情不自禁地展开了其体系化的研究，但他不泥古于前人，每收藏到一本会逐一考证，遇到难解之题，起卧行动之间也在思考，并对当下所形成的三字经文化现象提出了一些颇有建树性的意见，继而通过展览、讲座向世人传播三字经文化。

韩宝林总结，《三字经》具有四大功能：识字，明理，增识，励志；三个特点：言简意赅，内容丰富，故事性强；五种价值：文章体裁价值，文学艺术价值，历史传承价值，版本价值，研究价值；四项意义：普遍意义，世界意义，教育意义，现实意义。为此，先后在天津文庙博物馆、天津图书馆和津沽记忆博物馆举行《三字经》版本收藏展览讲座及座谈会。国内研究《三字经》的知名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研究分会会长徐勇在看了展览后感叹：“这么多国学经典一次性展出，在国内尚属首次。对广大群众了解《三字经》，促进国学研究，弘扬中华文化将起到很大推动作用。”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罗澍伟说：“韩宝林关于《三字经》的介绍，探讨的是《三字经》的源与流，是对《三字经》从出现到今天流传状况的一个概括性的总结，非常具有学术性、知识性和普及性。之前国内也举行过几次有关《三字经》的研讨会，但是都不及今天研讨会的深度和力度。这种民间自发的研讨会也更具群众性、普及性和宣传性，影响力会更大。”探讨《三字经》的源与流是韩宝林研究三字经文化的重大课题，他率先在国内提出“《三字经》三大谜团”：

首先是源起之谜。

关于《三字经》的源起，教育史家陈东原（1902-1978）在其所著《中国教育史》一书中提到“《三字经》源于《三字锦》”。

韩宝林说，书中寥寥数语未能详述，若按其论点，《三字锦》的出现必在《三字经》之前，当自己在对《三字锦》的作者年代进行查考无果后，又凭现存一册《三字锦》为柔兆困敦年（嘉庆丙子，1816年）元亨堂藏版，故此说未可定论。而徐勇教授所撰“《三字经》的渊源”一文也未对其起源做定论。为此，他作了一个推测：“《三字经》起源于《急就篇》（也称《急就章》，西汉史游撰）的可能性较大。”他给出的理由是：“《急就篇》出现之前的童蒙教材如《史籀篇》《仓颉篇》《爰历篇》《凡将篇》《劝学篇》等多为四字句式，而西汉史游撰的《急就篇》却由七言、四言、三言句式组成，其中三言部分为134句，402字，多为历史名人姓名，这可能是古文中出现三字句式的初始；西汉所处历史时期是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急就篇》在此时期出现，距今已两千多年，历史久远，长期存在，其影响必大；《急就篇》作为古代童蒙识字教材，长期以来为当时的老师学生所用，文人学者幼时必然读过，受其中三字句式的影响，仿而效之，编写出《三字经》的可能性很大。”

韩宝林编著的《三字经文献汇编》

最后，韩宝林也只能认为，“以上三种说法均为推论而非定论，故《三字经》的起源尚为历史上未解之谜。”

第二是作者之谜。

关于《三字经》的原书作者是谁，历来有多种说法，有南宋陈淳说、宋元王应麟说、宋元区适子说、元末黎贞说、某某撰某某续修说等。韩宝林称，目前唯王应麟说和区适子说成为关注的焦点。“在数百种《三字经》版本中，绝大多数均署名作者为王应麟，而仅我所藏三册却明确署名作者是区适子。”韩宝林说，是否可以按照署名多少来确定作者归属呢？他认为这样不妥。“因为两者的印版印次有别，印量多少不同，版次印量多者，或有后印者对作者未加详考，人云亦云，草率署名而致。”韩宝林认为，若要准确判定作者，必应有确凿证据。而确凿证据应为原印书籍或原书手稿，且应两两比对；二为历史明确记载。他还特别强调，在两种确证未曾出现情况下，任何说法均属推测、推论或推断，既为“推”，必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因素。

“故而对《三字经》作者的归属问题的讨论可以暂停，留为存疑。期待有朝一日确证的出现，自可定论。”韩宝林下论：“《三字经》作者”也尚为历史上的未解之谜。

第三是版本之谜。

若按《三字经》自宋末元初出现，流传至今七百多年间，究竟有多少版本存世？

韩宝林说，这个数字实难准确得出。目前，他就所藏600多种，已知的天津图书馆馆藏16种，国家图书馆提供61种，从其他渠道搜集的讯息资料汇总编集一册“《三字经》知见录”，计约1400-1500种左右。至于国内各图书馆馆藏和散藏于民间个人手中的版本，无法统计。韩宝林把“《三字经》存世量”称为“三字经的第三个不解之谜”。

缘起身为最后一批私塾人

每个人收藏的动因五花八门，理由千千万，但最近听到一位藏家说：“在某些情况下，收藏癖成为成年人延长童年的一种方式。”或许，人们惦念的并不是那个童年，而是童年那个能够因为某个物件让人感到幸福与满足的自己。韩宝林收藏《三字经》会不会也正因如此呢？

女幼类《三字经》

“我小时候在本村学堂读过一年半的私塾，后半年就改为新式教育了，我大概是国内最后一批读过私塾的人之一了。”韩宝林说，自己读私塾时的启蒙书就是“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统称）至今记忆犹新，因为这些蒙学读物影响了他一生。老先生这样的开场白已经是“不打自招”了。看来，是一本本蒙学读物延长了韩宝林童年，准确地说是《三字经》。

韩宝林10岁时被父亲带到天津市区上小学后开了眼界，利用攒下来的饭钱去小人书铺买书读，待考入南开中学以及进京求学时，看书基本占满了他的空闲时间。多半个世纪以来，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与书相关的“陈芝麻”“烂谷子”，都能滔滔不绝讲个不停，即使再琐碎也说得“丁是丁，卯是卯”。

韩宝林成年后，工作的繁忙，生活的艰辛，读书似乎有些顾不上。参加工作后，他从一般性工作人员一直干到高级工程师，期间所研究设计的新产品多达69项，其中两项获国家专利。1993年退休后方才“回到童年”，继续为书忙活起来，读书藏书写书。

一位民间人士，一位曾经的理工男怎么就研究起《三字经》？必有人不得其解。韩宝林说这跟他某天在网络上听到的一句话有关，“《三字经》是毒草，是加了三聚氰胺的毒草”。原来是这句话“刺激”了这位曾受三字经影响至深的“老私塾”人，他决定把研究《三字经》一条道走到黑，并开始撰写文章，以至于你若从他的藏书中随意抽出某本书，他都能有条不紊地从书的年代背景、出版方与作者、独特内容等方面一一详解。

期待给《三字经》找个“家”

藏品最好的归宿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最主流的观点认为还是能够让藏品藏于识家。

韩宝林耗尽后半生财力精力，把这些从犄角旮旯收集到一起的《三字经》，分门别类编目记录其身世，自然成了藏界里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掌故。尽管已是88岁高龄，但他没玩够，也没玩腻，正拖着病体争分夺秒的从事着另外一项工程，编撰一套数百万字的《三字经研究丛编》，其手稿加起来足足有1.5米高，目前正由津沽记忆博物馆组织整理录入。

采访结束后，韩宝林、齐惠敏与本文作者合影

韩宝林努力用这套《三字经研究丛编》构建起《三字经》的家谱与脉络，这就是他的成就。往轻里说，他用半辈子时间守护着古籍，倘若不是他把这些珍贵版本捧回家，这些书是否还能存世，真的很难说；往重里说，他利用《三字经》传承了中华蒙学。当下，他还是困惑于未来。他说：“子女们不懂，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正确的方式来照顾这些书，若再经我的手一本一本散出去，我岂不成了罪人……”

采访临近结束时，韩宝林用力握着手动情地说：“请你多多讲述我和书的故事，趁我健在，帮我把这些书找个好人家，给它们一个家，让更多的人感受传统文化的力量，也算是为国家和民族做了一些实事。”这样的话，他跟无数位知音讲过，齐惠敏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且是一位为之付出实际行动的知音。齐惠敏说，韩宝林所指的好人家，是期盼有识之士能体会《三字经》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并伸出援手建一个“三字经文化博物馆”及出版这部《三字经研究丛编》。

图/刘仝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