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荒田（美国），广东省台山人，1980年从家乡移居美国，在旧金山一边打工，一边笔耕，作品以散文随笔为主。

【编者按】

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刘荒田先生，与大家分享，百度上其他名家对刘荒田先生的评语：

刘荒田文字老练泼辣，既善抒情议论，尤长调侃谐谑，更敢于坦露心灵，自嘲自讼。他引以为自豪的是“始终保住‘真’——叙事的真实，抒情的真诚，议论的率真。”他本是个热情洋溢的诗人，现在饱经沧桑、多所历练而世故加深，于是诗情内敛而目光更锐，笔触更利，以属于草根阶层的旅美华人之眼从方方面面观看、体察美国，两种文化的碰撞、冲突、摩擦和渗透交融，实实在在、具体而微地显现着，遂使许多篇章既富情趣，又发人深省。

——董乃斌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评论家）

荒田行文，说他运用母语倜傥自如，并不为过。当然，这可能是对一个散文作家的最高评价了。

——邵燕祥（诗人、杂文家）

1月，号称“四季如春”的旧金山，也有了标准的冬天。晚上七时多，寒风刺骨，市场街的行人裹紧大衣，微低着头，鼻子通红，往各种车站赶。这阵子，唯家中烧旺了壁炉的起居室具强烈的吸引力。我从唐人街走出，跳上7号巴士，马上感到暖烘烘的，明亮的灯光就是热量。巴士往海滨开，这一趟乘客不多，谁都有座位。45分钟以后到家。我在空着的双人座上坐下。

掏出一本小说。两个月前，江南采风途中，一位女作家送的签名本，名字叫《情爱忏悔录》。在开往苏州的巴士上，这位虔诚的基督徒一板一眼地对我说：“你该从中看出信徒救赎的心路。”为了这一提示，我读得格外郑重。中国六七十年代的背景，多难的青春，我身历的故国历史如车窗外的冷风。7号巴士开到下一站，停下，乘客上下，我没有理会，沉浸在男女主角第一次争吵中。隐隐感到旁边的空位坐下一个人，白色大衣的下摆扫到我的裤腿。

巴士上坡，换档时颠了一下，我的头偏了偏，发现我手拿的书旁边，并排着一本书，横排，英文字母历历可见，和我的书距离只有两三英寸。持书的手白皙，比我带老年斑的手小，是女性。她光顾看书。我明白，老朽如我，是没有丝毫教芳邻看一眼的资本的。

然而，不能抑制好奇心。只因车上读纸质书的越来越少了，即如眼下，车厢内看书的只有我和她。抬头环顾，乘客中，滑手机的十多位，听音乐的三四位，眯眼养神的两三位。不过，读白花花的纸页不意味着“高级”，手机里有的是电子书。我还发现，她翻书的左手，贴着三块以上的“创可贴”。

这么想着，忍不住睃了邻座几眼，三四十岁的女子，素面，“颜值”中等，鼻子大、高且微勾，该是犹太人。白大衣里面是高领羊毛衣，和旧金山的蓝领上班族没什么区别。触目的是短短的头发，虽经梳理，仍嫌散乱，借此可判断，她上车前戴帽。如果在餐馆当厨师，高高的纸帽子是免不了的。难得的是她心无旁骛，没发现一位好事者在窥视她的书。

她的书出格地破旧，沾上斑点，兴许是油渍、汗迹，卷角，多皱，许多页折起，还看到好几种墨水的划线，一些段落涂抹上红、绿、粉红色。可见读了无数遍，在各种场合。如果她真的在厨房干活，这本书，很可能搁在煤气灶旁边，受炉火烘烤和油星子溅射。

本来，两本书可相安无事下去，直到她或者我下车，两条人生平行线永不交会。她不会和我攀谈，我更无意于“吊膀子”。她读到一处，从手袋掏出一支颜色笔，欲标出重点。车拐弯，笔抛下地，滚到我的鞋子旁边。她对我说对不起，作势弯腰。我抢先捡起，交给她。她第一次正眼向我，说一声：“谢谢！”

老天爷送来的机会。我说：“不客气。我有点好奇，你的书……”她爽快地递给我。书名是《关于写作——创作生涯回忆录》，作者是斯蒂芬·金。“名作家呢！”我赞叹一声。

“你读过他的小说吗？比如，《闪灵》、《末日逼近》、《死光》、《世事无常》……”她顿时热情起来，侧着脸孔，蓝瞳闪出活泼的光，摆出和我“好好谈谈”的架势。我把自己的一本合上，有点不情愿，因为被书里男女主人公的命运牵扯着。

她正要就斯蒂芬·金这些畅销书作发挥，被我截住。我说，这些书名，略略知道，但都没读过呢。她“哦”一声，顿住了。

对这位“金粉”，我该如何措辞？要不要对她招供：我虽然老出饱经世故的模样，但关于那位被《纽约时报》誉为“现代恐怖小说大师”的作家，限于英文水准和词汇量，更限于谋生的压力，只读过《肖申克的救赎》，那是许多年前，为的是学英语而不是欣赏。但为了面子，文不对题地回答：“我不喜欢恐怖小说，因离现实太远，我极少读中国的武侠小说，出于同样的心态。”她的手按在膝上书的封面，微笑着说：“没问题啊，各有所好嘛！我喜欢的作家也不只金一个。”“看样子，你也是作家？”我的语气平淡，但心里涌起波澜。她眨了眨眼睛，神情变得庄重，脸相顿时老了一点，可见玩世使人年轻。

“我想当作家……现在还不是，将来，谁说得准？”她的右手拿着刚才我捡起的笔，下意识地作了“写”的姿势。我记起38年前，我刚定居于旧金山，在一家西餐馆当练习生，同事中有一位来自爱尔兰的俏丽侍应生，名叫凯黎，她打两份工，丈夫无业，天天宅在家里写作。我见过他几次，英俊的小伙子，眼神恍惚，模样比年龄大了十岁。“呵呵，代理商刚刚拿走他一本长篇小说，还没有回复，估计行！”有一次，科恩先生来就餐。科恩在旧金山《记事报》头版开专栏开了20年，大名谁人不晓？凯黎早就巴结上他。科恩向凯黎问起，她这般回答。她还把丈夫的小说的名字写在账单存根上，请对方“多多推荐”。因为凯黎成天把丈夫的笔名挂在嘴上，我记下了，至今未忘——石坦·拜尔。这么多年过去，也不知靠老婆养活的拜尔先生出名了没有？不过，这一记忆，我没对陌生的同座道及，只不痛不痒地说：“努力写，写！一定有那一天。”

“你怎么知道我会成功？”她的微笑带着黑色幽默，教我想起已退隐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深夜脱口秀”男主持大卫·莱特曼。

随即，她提高嗓门，生怕我误会似的：“哎，我可不是为成功而写，不要误会。我的心结解不开，找谁都没办法，才想到写作。”

我的脸无端发红。最近又冒头的老症结——写了一辈子还是没名堂，被她无意点中了。

“有意思，如果不介意，你能不能把这‘心结’告诉我一二。我要从你的人生学习一些道理呢！”我恳切地说。

看窗外，巴士行走在“海街”。40多年前，这儿是席卷全美的嬉皮士运动的策源地。如果她晚生数十年，可能是那个“垮掉的一代”的活跃人物。闪亮的彩色招牌映在车窗，旋转着。巴士靠站，胡子拉茬的男子，鼻子带铁环的女子嘻嘻哈哈地上车，冷风从打开的车门呼地灌入。

“我在犹他州出生，父母是摩门教徒，我在那里从幼儿园直上到大学，主科是农业。我大学毕业那年，父母分居，我哪个也不靠，搬到加州来了。在旧金山待了七年，换了好几种工作。你问我拿农科学位来大城市有什么用？有的，去卖花草树木的商店当售货员，肯定优先被录用。”我没来得及品出她的自嘲，她先笑起来。

“扯远了，我兴起写小说的念头，是去年圣诞节。我接到约翰从犹他州打来的电话（约翰是谁？我插话。）他是我上大学时的男朋友，我父母管教严，我上到高中也不敢和男孩子约会，离开家去上大学，才和他好上，交往了两年，毕业前分手了。他是诗人，瘦高个子，蛮可爱的。”她又下意识地拿起笔，作出“写”的姿势。

“我来到旧金山以后，和他断了联系。我在这里，男朋友换了三个。三年前，留在家乡的约翰通过‘脸书’找到我，有时问问近况，有时谈谈他自己。他一直单身。去年，感恩节刚过，他和我通电话，说他的母亲快不行了。他六岁起没了父亲，和母亲感情好得不得了，这我知道。他说他伤心极了。我安慰他。两个星期后，他又来电话，说母亲走了。他受不了，躲在家，没上班好多天，想自杀。我对他说，你千万不要想不开，我去陪你。我把这事情告诉若瑟夫。（谁是若瑟夫？我问）。噢，男朋友，不，算是未婚夫了，他半年前向我求婚，我答应了。若瑟夫说，你和约翰过去怎么交往我不管，你现在要去他那里，我没法答应。我不肯让步，吵了几天。我的理由是，我不去，他会死掉，我去当心理辅导义工，能救回一条年轻的性命。他说，天知道你们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我说我发誓不越界。他说，不是你的问题，我信任你。但我能够信任男人吗？最后，我摔门走了。本来说好，趁元旦假期去费城见他父母，计划婚礼，这一闹，搁下来了。”

她不说下去，拿起书，把书页翻得沙沙响。我的手按着下巴。这妞儿，可不是初学写作的，正在卖关子呢！一定从斯蒂芬·金的书了学会一招：制造悬念。短暂的沉默，各自翻书。

“喂，你不问我去了犹他州没有？猜猜嘛。”她的腔调，把我当成童年时的邻家大叔。

我摇头，说：“等着你揭开谜底。”

她无言。蓝眼珠晶莹，在灯光中格外抢眼。看来不想触及这个话题。我想，算了，人家有难言之隐。不知不觉间，巴士上的乘客下去大半。进入日落区的地界时，只剩六位。

为了打破僵局，我没话找话：我住在35街车站一带。她说她住在48街。我当然晓得，那街和太平洋只隔一条公路。我问：“像今晚这样的滔天巨浪，你习惯吗？”她说，住了六年，没感觉了，没涛声伴着，反而睡不好呢。

我打开书，男主人公从上海飞抵旧金山机场，即将遇到分别多年的初恋情人。我忽然想起什么，把书合上，让她看封面的名字：“爱情忏悔录”。把意思告诉她，说：“你的爱情也好，这本书里头的中国人的爱情也好，是近似的。”随后，我把这本书的梗概略略说了。此举藏着我不失狡诈的机心——引导她把自己的故事说完。

她呢，对作者的好奇超过了对这本直排的汉字书，“你见过作者吗？”她问。当然，我和她一起，参加一个采风团，三个月前，在中国长江以南旅游。“哎哟，你真幸运！我可没有和出过书的‘作家’面对面说过话呢！”作家，她用的词是“Author”而不是“Writer”，且加重语气，她认为“Author”具权威，更值得尊重。我暗里为我的朋友高兴。

“对了，你刚才说，你也是写作人，写了什么？出版过没有？”巴士穿过洛顿街时，她问。离下车只有四五分钟，我只好大而化之：是的，我从16岁起就立志当作家了，和你一样，一辈子是业余。你该是在餐馆的厨房上班的吧？我猜你是新手。我退休以前的职业和你的近似，但是在餐厅。她问：“你怎么知道的？是啊！我在休尔顿旅馆的大厨房当切肉师，三个月前进去的。”我指了指她手指上的“创可贴”。她笑了，说，没办法，冻肉太硬。

“继续说你。”她不肯放过。

“我32岁移民美国，如今70岁，英语只够混饭吃，所以无法像你一般写作。中文书，在中国大陆出了30多本，没有一本畅销。就这样。”

巴士在28街的街口停站。离家还有两站。我对她说：“你说完你的故事吧！我快下车了。”

“哦，那桩事，最后这样：我没有去犹太州。约翰失踪了，怎么也找不到。我也没有和若瑟夫在一起，订婚戒指快递给他——他搬到洛杉矶去了。为什么我要写小说？就是要给自己的感情找个出口。”

我下车时，小心握了一下她带“创可贴”的小手。没有留下任何联系信息。

寒夜，巴士上两本并排过的书，就是这一趟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