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中国的一部分

智讯君按：

2024年9月，哥伦比亚著名演员、作家、剧作家和编剧温贝托·多拉多在首次访华和阔别中国40余年后再次回到北京，并参加了一系列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值此之际，中拉智讯授权刊登20年前他发表的关于首次访华的回忆文章，以飨读者。

“我想去中国/寻找东方/我的方向。”——布拉斯·德·奥特罗（Blas de Otero）

我曾于1983年春天访问中国，那时这个巨人正要苏醒，而波帕扬地震还没有发生。我同时是政府邀请的外宾、访华艺术家和技术人员，这样的三重身份赋予我罕见的特权，可以越过表象，一窥这个国家的生活与文化。我简要勾画了一些巴西人称之为“dicas”(迪卡)的信息提示，它们到了网上就应该是某种小贴士，写给那些摩拳擦掌要为新体验大吃一惊的游客。不过，它们的确只是为一场讲演而作。

▲自由剧院手册1983年

NO 1

“好一个大家伙”

有些体验注定无法原原本本、准确无误地传达。中国的土地之广袤、语言之多样、文化之丰富难以形容，我甚至感觉，即便是这个国家使用的手势，我也无法一一描画还原。套用亚历山德罗·巴里科（Alessandro Baricco）在他的小说《海洋，海》中写的话，关于我在中国的体验，最清楚的表述是“好一个大家伙”。

我跟随一个剧团在中国巡行。他们因坚定信仰毛泽东思想受邀访华，任务是在中国上演海洛·阿尼巴尔·尼诺（Jairo Aníbal Niño）的音乐剧《爱走路的人》（Los andariegos）和一套双料节目，前半是由音乐剧原班人马表演的哥伦比亚舞蹈，由阿尔瓦罗·卡马乔编舞（Álvaro Camacho）；后半是和哥伦比亚人民乐团（Son del Pueblo）合作演出的萨尔萨舞曲音乐会。除了表演和跳舞，我还被指派为技术领队，负责协调舞台灯光和节目录制，因此拥有一定自由。我们乘坐泛美航空的波音747从洛杉矶经东京飞往北京，机舱内满是黑T恤上写着“Nasty”（下流胚）字样的外国游客，按我几天后在紫禁城点的数，至少有250人。细致的中国政府人员给我们团队安排了很有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线路，使我在自己的三重身份之外还能享受第四重身份：跟那些“下流胚”差不多，我也是一个游客。

▲哥伦比亚波哥大自由剧院访华演出节目单，1983年3月

NO 2

世界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说反

在中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汉字，由表意符号组成的汉字。汉字以图画来表现概念，例如“大”字的笔画，就是一个双臂双腿都张开的小人，像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被奉为黄金比例的维特鲁威人一样，却早了好几个世纪。有的字会被一个圈框起来，这个圈就代表世界，“中国”的汉字里就有这个圈，意指中国是世界的中心。马可波罗（Marco Polo）对此深有体会，他以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之名义去占领中国，而中国皇帝却向他索要他的尊贵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拖欠的税赋。因此一个概念上的中国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外国人，世界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说反。中国崛起的时代最简明地表现了一个正在苏醒的巨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对此我毫不吃惊。

NO 3

中国诗之美在于其视觉形象

汉字还是一种绘画的练习。用毛笔和墨汁书写的汉字，无疑是与汉语紧密相随的表达练习，对于画家和书法家来说更是如此。每个表意符号都具有某种意义，代表某个概念，进而拥有它自己的词源、内涵和历史。写字由此成为兼具美感和智慧的行为。一首中国诗必定具备扎实的整体设计，不仅像我们的诗歌一样有节律、抑扬和韵脚，还有视觉上的考量。这个附加成分我认为简直太妙了。我们的行程超过1200公里，从北京出发，在济南越过黄河，到了南方的古都南京，又去了大学城兼科技城合肥，最后抵达长江口上的大都会上海。从北到南，我们穿过了这个国家人口最密集的区域，相比当时中国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它并不是很大。当时中国有10亿左右的人口，他们讲着五十几种方言，不同省份之间都没有办法互相听懂。这些语言讲起来截然不同，写出来，或者说画出来，却是一样的。一首中国诗就像用统一规范绘制的一张地图，只是上面的每个区域各有分别。诗中的文字，但凡中国人必定能理解并欣赏。尽管用每种方言读起来发音都不一样，文字的意蕴却是独一无二的。中国诗之美的一个重要元素便是它的视觉形象。

NO 4

“黑色的光是不存在的”

通过书写来学习的过程，和学习科学知识一样，主要是靠积累。在学写汉字的过程中，人对事物的概念也逐渐累积起来。如果不了解一个汉字要表达的概念，是没有办法把它写出来的。一个人的才学因此可以通过他能书写或掌握的汉字数量来衡量。我们的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即便不知道一个词的意思，我们也可以把它写出来。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写出来它叫什么，但并不能准确地理解这个词语对应的含义。去中国时，我们带了一些能发出深紫色荧光的灯管，准备在舞台上使用。那个年代，这种东西在迪厅里叫“黑光”，只有上海那些去过国外的技术人员知道它是什么，在北京就没有人知道。把“黑暗”与“光明”两个对立的词放在一起，它们的语义冲突造成了理解上的极大困难。我们的翻译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两个对立的汉字，很直接地对我说：“黑色的光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两个字之间的关联使它们彼此抹消。相生相克的属性在汉字的逻辑中一样成立。双方的讨论毫无结果，最后唯一被接受的尝试是我们把酒店的荧光灯拆下来，装上我们带的灯管。灯光辅助和布景更换的装置安好以后，大家终于可以看见黑暗中闪亮的光点，仿佛浮动在一片虚空里。我们开始大笑。翻译凑过来用懊恼的语气对我说，“‘黑光’不存在，其实是因为我们没见过。”我咧嘴笑了，他也跟着笑起来。接着他告诉我，他们把这个案例提供给了国内负责研究新词汇的语言学专业部门。不管怎样，巡演结束时我们留下了一支黑光灯管做礼物，万一他们用得上呢。

NO 5

京剧的故事埋藏于写作它的语言中

京剧在中国是一个遍地开花的流派。即便在一些很小的城市也能看见京剧院。为筹备演出接受舞台指导时，我完全不知道中国的观众会怎样理解一出用西班牙语唱出来讲出来的歌剧；然而翻译表示没问题，他说我们可以套用京剧的“那个系统”。一台简单的投影机器，把作品的文字内容投映在剧场的一侧，很像电影的字幕，不过是竖着的字幕。我问他们为什么在演京剧时这样做，得到了两个解释：第一，来观演的听众里有些是少数民族代表，唱出来或念出来的东西他们不懂，但是汉字他们都能明白；另一个解释让我很吃惊，他们说很多时候本地人也听不懂传统戏曲，因为要配合五声音阶，造成很多片段里的场次或念白理解上比较困难，而且有些传统戏曲原本就不是用汉语写的。他们提到了一些中国传统戏曲，原本是用梵文甚至拉丁文写的，或者包含了其中的一些词汇。尽管京剧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属于一种相对现代的艺术门类，但它所讲述的故事却要古老得多，埋藏在写作它的语言之中。因此，观众很习惯于聆听用他们不懂的语言来表现的演出，一边看字幕。我在北京亲眼所见的演出证实了这一点。中国观众的脑袋来来回回，一会儿朝前看舞台，一会儿左侧看字幕。

NO 6

京剧艺术追求尽善尽美

在中国近三百种戏曲门类和流派里，京剧无疑是最广为人知的。京剧是一种舞蹈、歌唱和面部绘画艺术的结合，配有现场伴奏。京剧表演者需要从幼年开始经历魔鬼训练，就像《霸王别姬》这部电影里出现的一样。《霸王别姬》是根据李碧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由李碧华本人和编剧芦苇承担剧本，陈凯歌导演。这部电影拍摄于1993年，是我到访中国十年以后的事了。京剧漫长而严酷的训练过程造就了一批在表现力和灵巧性上都十分卓越的艺术家。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因其表演的女性角色在评论界和民间都大名鼎鼎，享有相当的国际声誉。凡见过他的人都作证说，他纤细精妙、收放自如的动作无疑传达了一种深刻而鲜活的女性色彩，其中的典雅和大方，惊叹远不足以表现。

说到梅兰芳，我有一次和一个中国京剧团接触，亲耳听了一场京剧（当然是通过翻译来理解），其中有件事足以显示出我们的想法和中国艺术家是多么不同。我们听的那场京剧讲的是一个英雄从猛兽的威胁下拯救了一座村镇，剧情相当简单，表现却惊人地流畅美妙，其中出现了一个侏儒角色，或者说一位小矮个，就像电视剧《鱿鱼》里我们的朋友古力-古力（Guri-Guri）喜欢的称呼一样。这个角色的演员是一个正常身材的人，他的双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捆起来，用演出服的宽大下摆遮住。在严重受限的情况下，他依然以极为自然的方式活动着，做出灵巧的舞步和逼真的打斗动作。他对我们说，他一生只演这唯一一个角色，最大的追求就是把它演得尽善尽美，再无其他。

▲自由剧院手册1983年（局部）

NO 7

住房素朴到令人不安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大学关闭了几年。一位哥伦比亚建筑师曾告诉我，在被迫中断的学科里并没有建筑学这一项。我们抵达北京时，它是一座灰褐色的城市，蒙尘已有多年。古建筑光彩暗淡，城市里较为现代的部分则与之相反，楼房是时新的苏俄式建筑，鲜艳而不亲切，缺乏艺术灵感。我们住的“现代”旅馆也一样，一露脸就让人高兴不起来，四周街区里的住房也都素朴到令人不安。中式住房的要素和特点已经消解，所有的建筑都由建筑工人们按照传统样板或俄式房型建造，还有什么必要存在建筑学专业呢？为了旅游推广项目，政府决定在一处北京人都喜欢的地方盖一间酒店。这个地方叫“香山”，一座种满姜和其他香味植物与树木的小山。为此他们特意把出身广东、已经加入美籍的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请回国来，正是这个人在六年后设计了著名的巴黎卢浮宫金字塔。看看今日中国的影像，中国建筑显然已经觉醒，而且已经站了起来。大城市里林立的摩天楼和辽阔土地上的建筑之美展现出一种恢宏的气度，完全改变了城镇的面貌。

NO 8

错觉的意外视觉效果

我们去了两处墓葬，还有紫禁城对外开放的区域，即天安门广场周围。天安门广场是北京的中心广场，虽然很少有人把它看作中心广场，但它的确非常有名。中国人不爱使用西方长期广泛运用的黄金比例，这使得人看建筑物的时候能够产生对体积和人与建筑物之间关系的全新看法。在中国，有可能什么都不是它看起来的样子，往往使人茫然无措。认知错误导致的视觉效果十分有趣，例如在天坛里，人如果站在穹顶正下方，会感觉自己真好像站在无垠的苍穹下，然而看看天坛的高度，又不过是普普通通，这其中自有奥妙。相反，天安门广场却比看上去要大很多，它真的很大。人们在天安门放飞彩色的大风筝，在广场巨大的空间里都显得小之又小。

▲自由剧院手册1983年（局部）

NO 9

历史的数字密码

紫禁城是一座许多个数字九构成的建筑集合。它有9999级台阶，每个院子、每座桥、每个露台的阶梯都是9的不同倍数。这座堡垒是中国最后两个朝代的皇帝居所。成倍的9仿佛是卡巴拉主义或数秘术的某种密码，或隐藏着什么惊天秘密，其实并非如此。（来自导游的）解释非常简单：皇帝是上天的儿子，他的脚不能下地，九级台阶提供了皇帝座椅能承受的最大倾斜角度，不然皇帝就会在移动过程中滚下来。由是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宫殿，要我说，中国的一切都带着帝国才有的气度。在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导演的电影《末代皇帝》中，维托里奥·斯托拉罗（Vittorio Storaro）对紫禁城进行了绝佳的拍摄。这部电影是根据最后一位中国皇帝溥仪的自传改编，在我到访中国之后四年，也就是1987年上映。在那之前二十年，从1959到1963年间，这位皇帝就在北京植物园工作。

NO 10

唯一能从外空看到的人类建筑

想去八达岭看看世界奇迹之一的长城，就得先在曲折的公路上开个70公里。博尔赫斯（Borges）形容这座防御工事“几乎绵延无尽”，它是唯一能从外空看到的人类建筑，事实上，有不止一位航天员在环绕地球飞行时拍下了它。美国总统尼克松去过的那段长城是重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倒数第二个朝代明朝。因为对个人崇拜的讨论，少有人再强调长城的缔造者“始皇帝”（或者写作“秦始皇”），他几乎不怎么出现在旅游手册上。简单来讲，历史上的这位皇帝是个开创未来的人，他统一了六个王国。他抹杀异端的手段就是通过彻底清扫来树立一个观念，即历史是从他开始的。这个亚当式的话题我们并不陌生。不过，他也作为尽职尽责的统治者，开启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浩大工程。从太空里想必看不见，在长城还有一匹长毛老骆驼，像我们公园里那种花色斑驳的标本小马一样站在那儿，让游客们爬上它的两个驼峰中间，拍一张活泼的照片。这个人民公仆因为疲惫，不断换着后蹄来支撑自身的重量，就像模特儿换脚一样。

NO 11

美食，一种延续千年的传统

一位和我同行的旅伴曾显然不无夸张地向我指出，尽管1983年春天的中国充满政治、科学与文化的躁动，还处于意识形态的激烈论辩中，中国人民切实可感的物质追求却只有两样，一是自行车，二是吃的。在穿上，所有中国人都穿着蓝灰色调的服装和黑色的布鞋。他们对生活的概念非常简洁：人人为国工作。他们的家庭关系也是样板化的，并被广为接受。他们不太喝酒。不过对吃，他们确实有极高的热情。这也很好理解。中国美食不仅是一种延续千年的传统，也是一种个人修养，一门艺术。从首都的宫廷盛宴，连茶叶都是从有几个世纪历史的茶园里采摘以飨贵客；到一盘美味的当地小吃，历史悠久，制作复杂，或者有一段在当地影响深远的故事，摆上边远小村的餐桌。不论哪种情况，都是人间美味。

NO 12

北京烤鸭：64042573

受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的邀请，我们在北京尝试了大名鼎鼎的北京烤鸭。据说在无数来往征伐中，有位成功夺取北京城的皇帝，留下了落败的前任皇帝的厨子，他命令这位享有盛誉的御厨，要想活命就在三年内创作一道新的皇室菜品。这位厨师已经创作了数不清的宫廷菜式，这个命令让他陷入了困境。他尝试了上千种变化，都没有做出一道真正的新菜。第一年的某一天，他难过地出门散步，思索自己的悲惨命运。在几个宫廷护卫的严密看守下，他坐下来一边想事情一边眺望天空。忽然，他看见一队大野鸭正在向南迁徙寻找温暖。御厨沮丧地发现，环绕皇城的可怜草地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吸引这些野鸭在此地做个中转。他尝试放了一些诱饵，但迁徙的季节很快就过去了，鸭子们甚至没有看一看他放的东西。第二年他一直在制作新的陷阱，为这些外国来的鸭子准备不一样的诱饵。当北方冬天将近，天气开始变凉，整个季节他都在尝试，但鸭子们又一如往常地飞过去了。第三年也是最后一年，他说动了守卫们，在一些树木旁挖了个池子，注满淡水，加入谷物和盐，躲在一旁耐心等待。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有几只鸭子受到诱惑，第一次落在了北京的地面上。传说吸引这些鸭子的并不是厨子为鸟儿们准备的任何一种食物，而是在水池边树木四周生长的香草。厨师和他的守卫们一跃而起扑上去，鸭子很大，他们好不容易才弄晕了几只。用这些鸭子，厨师第一次做出了北京烤鸭这道美味佳肴，也救了自己的命。皇帝大喜过望，封这道菜为宫廷美馔。

接下来，厨师必须要解决养鸭子的问题。很不巧，这种野鸭相当爱好自由，被圈养起来就不愿繁殖。几年过去，他终于培育出一种可供养殖的特殊品种，喂养标准十分严苛：小鸭子刚一破壳，就用一种可以降低羽毛中的脂肪含量的草喂它，这样一来小鸭子就什么都吃，不再需要用喙喂养。自由生长的小鸭子一旦跳进养殖场的池塘就会逃跑，所以这些池塘都很浅，鸭子们只能在里面走。下一阶段，鸭子的本能会驱使它们飞翔，但它们已经被塞了不少高脂肪的食料，内脏的脂肪含量大幅上升，第一次尝试飞翔的时候就已经胖得飞不起来了。但鸭子依然自由自在地长。当它们意识到自己事实上只会走路，也不可能走着走着飞起来，它们终于接受了被喂养，像享受特权的俘虏一样吃下餐桌上美味的香草。这个故事有繁简不同的数个版本，在东来顺和仿膳等烤鸭餐厅里都有描述。这两家店都有将近一百五十年历史，店里用一种特殊的木头烤制鸭子，这样做出来的烤鸭才拥有独特的香味。因为北京烤鸭使用的鸭子品种不是北京原产，喂养方式独特，连烧烤用的木头都是特殊的，我认为北京烤鸭的确很难在北京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吃到，尽管总有人说自己卖的是北京烤鸭。对了，仿膳饭庄在北京市西城区的北海公园，我甚至还记下了电话：64042573。以防万一，我重复一遍，怎么样？

▲温贝托·多拉多、马尔格丽塔·希门内斯（ Margarita Jiménez，壁画家、插图画家和电影电视制片人） 与罗熙然 （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首席琵琶演奏家）在北京西班牙文化中心塞万提斯学院，2024年9月19日

▲本文原载于《数字》(Numeró)杂志2005年8月号第45期

插图系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哥伦比亚艺术家迪奥斯科里德斯·佩雷斯（Dioscórides Pérez）所作。

【本文译者：王可。作者：温贝托·多拉多（Humberto Dorado），哥伦比亚演员、作家、剧作家和编剧。他的电影作品包括：《挑战的技术》（1989），《蜗牛的策略》（1993），戏剧作品包括：《敞开心扉》（2003），《芬斯特的作业》（2009）。

特别感谢中国美术学院2016年优秀博士毕业生、哥伦比亚艺术家土木（Luis Cantillo）推荐并授权发布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