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希望探索出全新的体制与机制，成为一所引领未来的大学

新型大学形态应该是什么样？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大学的边界被无限突破，“新型大学”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多元和包容。在此变革节点，福耀科技大学（以下简称福耀科大）正式创立，消息一出，备受瞩目。焦点背后，这所民办大学是如何定义“新型”的，能否打破传统教育的某些桎梏，在办学路径上将有哪些创新规划？带着这些期待与疑问，《教育家》杂志专访了福耀科大校长王树国，探寻时代变革浪潮中教育的未来走向。

王树国 福耀科技大学校长，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现任第九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师联合体副理事长。历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员会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曾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全国“十佳师德标兵”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曾被授予法国农业科技最高奖、法国荣誉勋位团骑士勋章。

这场新技术革命的大规律我们能够看清楚，但具象描述还很难，因为它正处于爆发的初级阶段，其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打破了时空限制，出现了数字空间，给人类数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场景带来巨大改变。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三维物理空间，社会形态、生活秩序、法律规则，甚至包括国家构架都是建立在此空间之内。这场新技术革命的突然爆发，将数字空间和现实物理空间相互融合，迸发出一个新的四维空间。

新的社会形态让人类手忙脚乱，建立在三维物理空间之上的一些秩序规则需要打破重构，将来企业、行业，甚至国家的管理形态都会发生变化。在社会管理领域，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会使社会主体发展更加个性化、多元化，这将冲击传统的“首长负责制”的精英管理体制，精英扁平化趋势会逐渐显现。在军事领域，无人机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传统的战争模式，未来认知战等新型作战方式也可能成为现实。在产业领域，技术的发展不可阻挡，会出现大量的无人工厂，许多工作被机器人取代，就像汽车取代马车一样。比如，在汽车产业，移动终端将被重新定义，未来汽车将成为智能终端，玻璃有望嵌入芯片，实现内外通讯。再比如，制造业也会发生巨大变化，产品设计、团队组建、生产制造等流程都可以在虚拟空间跨区域、跨领域重构。

未来一段时间必将迎来创新的大爆发，这对我国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我们有实力，也有能力参与这场变革。在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认真思考和勇敢面对这个历史时刻。

当前，生产方式迭代加速，社会实践已走在大学教育的前面，甚至一些学生也已走在教师前面，大学明显落后于社会发展。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入社会，将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传授给学生，让大学引领社会发展。

这是极大的挑战，教育需要在新技术变革中进行全方位调整。其一，知识体系重构，原有的知识体系已无法满足未来发展需求，需要重构智能时代的知识体系。其二，学科形态重塑，原有划分细致的学科形态已成为过去式，需要构建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产教融合的新形态。其三，教学模式改变，最为显著的是，数字教师使知识传授变得更加便捷，它甚至比人类教师讲得更好，教学模式已向人机协同转变……这只是其中的几个方面，新的大学形态将是开放的、流动的，整体会发生很大变化。

福耀科大会和传统大学不太一样，学校定位为一所民办“小而精、高水平、国际化”理工科新型研究型大学，未来办学规模在5000人左右，我们想先“趟一趟路子”，看能不能率先开辟现代大学新赛道。我国现有3000多所大学，数量上并不缺一所大学，我们希望探索出全新的体制与机制，成为一所引领未来的大学。

解答这一疑问，我想首先需回溯到教育的本源。教育是国家基石，其根本在于培育具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人才，在新技术时代，这愈发关键。若新技术被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掌握，将造福人类；反之，则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缺失这一理念，教育将失去灵魂，甚至可能摧毁掉我们当前竭力构筑的经济基础。培养人的思想与灵魂，关系到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教育不是要培养仅仅拥有“高手段”的人，而是要培养具有“高智慧”的人，办大学应高度关注这一点。

其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融将是未来趋势。人类社会发展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其核心应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问题。我国原有的学科划分很细，然而，这样的教育形态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世界各国都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纷纷行动起来。随着学科界限逐渐模糊，我预判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深度融合将是未来趋势，会形成一门共同的人类发展科学。大学应成为二者融合的前沿阵地，我们需要摒弃文科无用论，要强化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培育，防范新技术被不当利用。

最后，要尊重人的成长规律办教育。当前创新人才培养存在不足，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现有的培养体系存在违背人才成长规律的现象，新型大学的学制改革要有所调整。研究表明，人最具创新活力的第一个黄金周期是25岁到35岁，相关统计显示，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最原始的创新思想大概诞生在此年龄段。第二个黄金周期是45岁以后，这个阶段是经过社会实践，积累足够经验后的二次爆发，产生巨大成果，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从生物学角度讲，人的最佳生育年龄是25岁到35岁，但现在一些年轻人25岁还没毕业，甚至30岁博士还没读完。这已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可能衍生出一系列结婚、生子问题，涉及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和民族繁衍。他们在最具创新活力的年龄阶段，还在校园为学历拼搏、还未步入过社会。如此，教育的意义何在？试想一下，当这群过度为学历拼搏后，精力不足、激情缺失的人走上社会，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孩子们25岁就能拿到博士学位步入社会，整个人类社会又是什么样的景象，一定是激情饱满的。家长再也不用为孩子们成家立业、繁衍后代操心了；反过来，30岁还靠父母供养，靠父母操心找对象，家长得愁死。

一个成熟的教育体系，要让学子看到更多“努力的希望”。办好一所新型大学，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人口学、社会学和生物学。

在学制设置上，采用本硕博贯通8年制（3+2+3），就是想让学生尽早完成学业，精神饱满地走向社会释放能量。这一模式契合人的成长规律，允许学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毕业节点，中途退出也有对应路径，这样可以给予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空间，同时改变传统人才培养节奏，避免学生因追求高学历而错失最佳创新与发展时机。

在教学方面，将采用英文授课方式，探索小班化教学、双导师制与书院制，师生比控制在1：5左右，对标世界一流大学，专注质量提升。我们参考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顶级高校的课程体系设计大学基础课，采用项目牵引培养方式，学生入学即可参与科研，大二进入实验室接触实践，本科毕业论文不再集中于第8学期，引导学生尽早确定研究题目，开展长周期、高水平研究。

在学科布局方面，我们紧扣新技术革命重点领域，设置了一些全新的学科，这些学科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尚无法查到。比如，我们设立了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等新型学院，与传统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相比，不仅是名称变化，内涵更是大幅革新。此外，学校打破专业限制，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状态、能力状况、发展意愿选择专业，这可能将彻底颠覆传统按专业细分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产学研融合方面，学校聚焦高端制造业的短板领域进行创新布局，建立了一批涵盖人工智能、芯片、运载、新材料等多领域的校企联合实验室，相比传统的实验室，其对市场反应更快、技术迭代周期更短，能更快激励学者出成果。

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我们选择国际化师资，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国家的人才储备量，避免国内高校间“挖墙角”式的人才内耗；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学校从起步阶段就融入国际学术大循环。目前，学校多个学院的院长大多有着海外多年学习和科研工作经历，学校还设置了一定比例的流动编制教师岗位。我的想法是学校要成为全球创新型人才交流和流动的平台，不仅培养学生，还要肩负起培养教师、孕育顶尖科研成果和科学家的重任。

不过，创办一所新型大学可是个烧钱事儿，曹德旺老先生捐赠的100亿是否足够？能给教师多少薪资？真的能招揽来顶级学者吗？民众的疑问是有道理的。创办这样一所大学，确实面临着诸多难题，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思想层面的问题。

目前，福耀科大已与一些国内外高校、企业及科研院所展开合作，旨在让学校成为技术、人才与思想的策源地，凭借先进的思想、开放的交流氛围，吸引全球有志于为人类社会作贡献的智者，形成像美国硅谷般汇聚全球智慧、引领社会创新潮流的交流平台。只要突破传统思想的限制，营造积极的思想环境，资金等问题将迎刃而解，社会资源自然会汇聚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