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三坊七巷（30）

三坊七巷起于晋，完善于唐五代，至明清鼎盛，古老的坊巷格局至今基本保留完整，是中国都市仅存的一块“里坊制度活化石”，千百年来，从这里走出了无数名声显赫的历史人物。“家在鼓楼”公众号开设《我们的三坊七巷》专栏，通过坊巷名居古厝、坊巷名人、坊巷诗联赏析、坊巷民俗、坊巷工艺美术等篇章，讲述繁华喧闹之下，那些属于三坊七巷的文化和故事。

三条簪：半是刀锋半是柔

作者 林丽钦

女性的发饰，作为细腻的文化符号，不仅是个人品味的展现，也是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同的微妙标识。

光绪年间，著名藏书家郭柏苍在《竹间十日话》第五卷中，记载了福州的“田婆”与“卖渔嫂”之间在发饰上的“鄙视链”：“福州所称卖渔嫂即曲蹄婆……作半爿髻以别田婆，有梳髻中簪者，田婆辄殴之。”晏昌贵在《中国古代地域文明纵横谈》中引述了这一历史细节并阐释道：“田婆就是福州四郊的农妇，她们戴着如碗大的耳环，头挽螺髻，分插三条簪，簪为银制，中间垂直一条螺簪，左右两条平行斜插，如剑状，俗称三把刀。”尽管身为普通劳动妇女，但田婆对自己“三把刀”的专属装扮仍保持着强烈的界限感，将曲蹄婆的越界之举视为冒犯。

然而，田婆的发饰在都市居民的审视下，同样也属于被轻视的范畴。清代重臣梁章钜之子梁恭辰，在其著作《劝戒录》中，对城中女子于婚嫁之际竞相效仿的“奢华之风”提出了严厉批评，并以讥讽的笔触指出，此等行径“其实不过夸耀于连江婆、三条簪辈”。此处所提的“三条簪”，便是“三把刀”的另一称谓。在梁恭辰的描绘中，“连江婆、三条簪辈”被明确区分为与城中女性截然不同的城郊妇女群体。

卢公明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中提到，在福州地区，街上农妇的装束能看人一眼看出与小脚女人的区别，“她们与小脚女人的区别不仅在于天然的大脚和裸露的小腿，而且还在于她们特殊的‘三条簪’头饰以及完全不同的服装颜色及款式。”在这位美国人眼中，“三条簪”是区分女性阶级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一张拍摄于1865年的照片似乎告示了“三条簪”佩戴者身份的转变。照片被一个叫仝冰雪的作家收藏并收录在《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一书。照片拍摄于当年福州旗昌洋行对面的同兴照相楼。我们从照片背面的英文说明中得知，女子技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也戴起“三条簪”头饰走进了照相馆。

但一直到民国时期，“三把刀”头饰的主体依旧为城郊的劳动妇女。《郑丽生文史丛稿》中提到文史专家王铁藩曾存有民国时期张遵旭所著《福州及厦门》的藏本，并转录：“福州妇女头饰簪三枝长各八寸，形似刀，福州人名曰‘三条簪’。吾辈睹此，或以为怪，因其簪似刀故名其人曰‘三把刀’。每清晨由城门远望‘三把刀’灿灿之首饰，恰如罗马时代之军队行列，盖城内所需米菜及城外污秽品之输送皆赖‘三把刀’为之也。” 民国时期，“三把刀”仍是城郊劳动妇女最显著的标志。

虽然佩戴“三把刀”的女性社会地位并不高，但关于她们为什么要佩戴“三把刀”的传说却赋予她们很高的尊严与价值感。

郑丽生在《福州民俗志》的《三条簪》条目中提到：“‘三条簪’始于何时？文献无征。近人刘训瑺《洪塘》诗中曾咏及之：‘娘子撑船东接郎，前朝回首事凄凉。须眉死尽裙钗活，蛮髻依然晃剑光。’自注：‘相传无诸国亡，男儿歼灭，汉兵强娶妇女，不从者髻上常插刀子防卫。’”

另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明代倭寇入侵沿海地区时，福州妇女将刀剑藏于发髻中，以备不时之需。

而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则记录了另一版本的 “三把刀”传闻：“到得唐朝，大兵入境，相传当时曾杀尽了福建的男子，只留下女人，以配光身的兵士”，“因为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都被外来的征服者杀了，她们誓死不肯从敌，故而时时带着三把刀在身边，预备复仇。”

这些传说，无不寄寓对女性贞洁刚烈品质的崇高颂扬与强烈期许。这种期许，从自我修养上升到家国情怀，关涉兴衰荣辱。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三条簪”曾一度成为被禁止的对象。

福建省文史馆编的《闽海过帆》一书中记录了一个《“三条簪”闹警署》的传闻，言之凿凿记录民国十六至十七年（1927-1928）间，闽侯县发生的一场禁止“三条簪”发饰引发的社会波澜。当时，闽侯县公安局认为妇女佩戴“三条簪”有违市容，遂颁布禁令。凡见发间插有“三条簪”者，便强行将簪子拔下，扭曲变形后归还。此举引发许多挑粪农妇泼粪并大闹警署公堂的反抗。署长不得不作出退步，允许进城农妇自行将“三条簪”拔下，但出城后，在郊外则不受此限。风波才终于得以平息。

但“三条簪”存在过的痕迹并没有从福州人的记忆中被轻易抹去。

徐鹤苹在《叙事：福州闽剧评话伬艺的集体记忆与保护传承》一书中指出，闽剧脸谱可追溯至徽班与京剧，但当它们融入闽剧的艺术土壤后，便依据福州独有的民间习俗与审美偏好产生了变异。闽剧旦角的 “三条簪”与“田螺髻”等发式，便蕴含了浓厚的地域风情与文化底蕴。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福建省志·戏曲志》记载，“旦角传统发式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鸳鸯汤桶记》中安令婆的发髻，《卖白菜》中农妇的‘三条簪’，《渔婆女》中渔婆的田螺髻等，均仿照民间妇女的发型。” “三条簪”与福州的生活、传说、戏剧缠绕在一起，经过时间的发酵变成了许多人忘不掉的乡愁。

1927-1928年间，胡也频在北京创作了《登高》一文。文中回忆少时重阳节的福州乌石山充满了“零星的到城里来观光的绅士，稚嫩的少女，戴着三条簪和大耳环的农妇，挑着一担担的甘蔗、梨子、登高粿的小贩”，“山门口巍峨的殿堂官阁里，殷勤的道士引导游人观看各种古迹”。冰心在《故乡的风采》中感叹“天下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村妇女能和我故乡的‘三条簪’相比，在俊俏上、在勇敢上、在打扮上，都差得太远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条簪”还是渐渐淡出了福州人的视野。近期，随着汉服文化复兴的浪潮，“福州传统妆束技艺”荣耀地登上鼓楼区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殿堂。

“三把刀”造型在尘封多年后，以一种传统与现代美学精妙融合的全新姿态，站立于时尚前沿。新的“三把刀”造型成为“国潮”新宠，不再局限于往昔的形制，而是与精心改良的汉服相得益彰，相互映衬，共同编织出既蕴含古典韵味又不失现代气息的全新画面。它不仅成为福州新女性家国情怀与刚柔并济气质的象征，也是对女性力量的现代诠释。

 “三把刀”被演义与定义的历史，映射了女性身份与角色在历史洪流中的演变。但今天，选择佩戴锋芒毕露的“刀”，还是温柔绚烂的“花”；展现英气袭人的飒，还是温婉如水的柔，女性拥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