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在埃及看见两尊雕像，不仅眼中流泪，还跟余秋雨说了一句话

余秋雨来到埃及，参观了尼罗河东岸的太阳神庙。神庙前石柱成林，十二个人伸直双手拉在一起，才能把一个柱子围住。每个石柱上都刻满了象形文字，都是一个个具体物象，鸟、虫、鱼、人，十分写实。但把这些人人都能辨识的图像连在一起，却谁也不知意义。这是一种把世间万物召唤在一起进行神秘吟唱的话语系统，古埃及人驱使这种话语系统爬上石柱，试图与上天沟通。

神庙不远处的田野里矗立着两尊巨大的石雕塑像，高大而破残地坐着，高大得让人自卑，破残得面目全非，就像实在累坏了的老祖父，累得已经抽空了肌肤，而坐的姿势还保持着端庄。

据说这两尊石像雕的是同一个人，他们在每天日出时分会说话，近似竖琴和琵琶弦断的声音。说话时眼中涌出泪滴，非常感人。余秋雨离开时，若有若无地听到两尊石像在喃喃而语：“他们都走了……”

专家们说，石像发音是因为风入洞穴，每天流泪是露水所积。

离开神庙，余秋雨来到金字塔参观，同时想起了秦始皇。

金字塔的许多秘密不可解读，皆因欧洲人做了两件不可饶恕的坏事。第一件是公元前四十七年凯撒攻占埃及时，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七十万卷图书付之一炬，包括那部有名的《埃及史》；第二件是公元三九〇年，罗马皇帝驱散了唯一能读古代文字的埃及祭司阶层。结果所有的古籍、古碑很快就没人能够解读了。

相比之下，秦始皇虽然也做过“焚书坑儒”的坏事，但他同时统一了中国文字。这相当于建立了一种覆盖神州大地的“通码”，使中国古代任何区域的历史不再因文字的无人解读而湮灭。这是埃及文明中断、中华文明延续的很重要的一个技术性原因。

中国这么大，组成这么复杂，各个方言系统这么强悍，地域观念、族群观念、门阀观念这么浓烈，连农具、器用、口音、饮食都统一不了，要统一文字又是何等艰难！在其他文明故地，近代考古学家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古代文字的识别，常常花费几十年时间才猜出几个，有的直到今天还基本上无法读通。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没有发生，就连甲骨文也很快被释读通了。

以上内容，出自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千年一叹》。

《千年一叹》是余秋雨继《文化苦旅》之后又一散文力作，记录了作者在世纪之交贴地跋涉四万公里的传奇经历。在本书中，作者以感伤、厚重而平实，却不失优美的语言，记录了几大古文明的衰落，探讨了衰落的根本原因，并在对比中逐渐找到了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的缘由。

作者在书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四个月冒险奔波，天天都思念着终点。今天我们到了，回头一看，却对数万公里的尺尺寸寸产生了眷恋。那是人类文明的经络系统，从今以后，那里的全部冷暖疼痛，都会快速地传递到我的心间。”

作者一路行走，一路沉思的文风，加上思考的深度和角度的不同，以及语言的大气，重峦叠嶂的排比句和一字一珠玑的哲理，极具大家风范。从表面、形式上来看，本书是一部真实的考察日记，更是一个文化反思的过程，从这一层面来说，本书就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旅行文学了。

作者在亲临古文明旧址、目睹其后裔现状时，所引发的历史沧桑感和现实感受，以及与之俱来的感叹和悲叹影响着每一位读者。作者感怀文明曾有的辉煌与高度，使历史与现实的相对展现，以观察对照的评述重点，构成切入主题的观察模式，反省古文明的兴衰起伏。这样的情怀襟抱，也使《千年一叹》的格局更显伟岸宏大。

正因如此，余秋雨把《千年一叹》看成自己的压卷之作。

余秋雨说，熟悉我文风的读者，也许会抱怨这本书的写法过于质朴，完全不讲究文采，那就请原谅了。执笔的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进行润饰和修改，过后我又对这种特殊的“写作状态”分外珍惜，舍不得多加改动。我想，匆促本是为文之忌，但是，如果这种匆促出自于一种万里恐怖中的生命重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余秋雨说， 中华文明能成为唯一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古文明，粗粗一想，大概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赖仗于地理环境的阻隔，避开了古文明之间的互征互毁；二是赖仗于文明的体量，避免了小体量文明的吞食，也避免了自身枯窘；三是赖仗于统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统，避免了解读的分割、封闭和中断；四是赖仗于实用理性和中庸之道；五是赖仗于科举制度，既避免了社会失序，又避免了文化失记。

读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正如吟啸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使我们思接古往今来和上下四方，使我们深刻意识到，个人的文化追求可能已经绝望，但文化的整体和谐、天道的运行规律仍然值得深深信赖。这是余秋雨散文的历史悲剧意识，也是从古至今所有清醒文人的历史悲剧意识，只有负载这种悲剧意识，民族文化才能循序前行。

余秋雨说，我写的文化散文，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萃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