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的预言

南洋华侨慰劳团陈嘉庚（前左二）、李铁民（前左一）、侯西反（前右二）等人抵达延安时留影

陈嘉庚先生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他这辈子做的最为人敬重的事，就是支援国内抗战。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身在南洋的陈嘉庚就对民族危机十分忧心，组织了南洋800万华侨，成立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当时中国军费的43%都是他们筹集的。

1940年3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陈嘉庚先后考察了战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移驻地重庆及一些国统区，还去了延安，最终做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准确判断。

双方的领袖判若云泥

起初，陈嘉庚先生与蒋介石的关系比较密切。1936年，他曾表示：“中国国民政府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信赖之唯一政府,国民政府之主张,即中国全国国民之主张！”在蒋介石50岁生日时，募集国币130多万元，以此表达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支持。他率领的考察团也是先行抵达了重庆。

在重庆，陈嘉庚和蒋介石有过两次晤面。让陈嘉庚印象深刻的是，3月28日与蒋介石的首次见面，当时蒋介石的座车一到，传令兵高喊：“蒋委员长到！”在场所有人立刻毕恭毕敬地肃立，连大气都不敢出。蒋介石和宋美龄步入会场后，挥手示意就座，大家这才敢坐下。会见中蒋介石问陈嘉庚：对重庆印象如何？陈嘉庚直言：“对全市大兴土木，不顾敌人轰炸印象深刻。”陈嘉庚回到住所后，对同行者说：“蒋介石像个皇帝。”

蒋介石宴请陈嘉庚的嘉陵宾馆，是孔祥熙私人开设的，以国民政府搞舌尖上的腐败而名声在外。当孔祥熙对陈嘉庚亲口承认嘉陵宾馆的确是他办的时，陈嘉庚愕然。“余至此乃深讶我国政治，与外国相差甚远。英国政府公务员，不但不得私设营业，亦不得买卖公司股份，虽地皮业产，银行及政府债票亦然，防弊甚严，违者立即开革科罚。”尤其是在看到孔祥熙的豪宅后，他的心情更是无比复杂。

孔祥熙何许人？他是蒋介石的连襟！时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蒋介石袒护纵容亲属搜刮民脂民膏的行为令陈嘉庚深感失望。

陈嘉庚到成都时，蒋介石了解到陈嘉庚的下一步旅程可能包括延安，他与夫人赶到成都，邀请陈嘉庚共进午餐，意图亲自出马劝阻。席间，蒋介石询问，离开成都后，是否会前往他处？陈嘉庚本来还不明白蒋介石用意，回答兰州、西安。但蒋介石却不依不饶，继续追问，还会去往何处？陈嘉庚这才反应过来，然后直接表明：将去延安。陈嘉庚早就耳闻国共两党不和，希望沟通化解双方的误会，以利一致抗日。没想到蒋介石立刻变脸，说共产党人不守信用，没有诚意，试图打消陈嘉庚去延安的念头。见阻拦不住，就一再提醒说，要去亦可，但勿受欺骗。

由于陈嘉庚的坚持，在共产党驻渝代表的安排下，陈嘉庚的延安访问终得成行。

考察团转道西安住下后，却被国民党当局又另安排在偏远的地方，车辆也被调走，使考察团无法和共产党联系，陈嘉庚和周恩来等人的约会也泡了汤。

直到5月30日，陈嘉庚才踏上了赶往延安之路。途中在餐馆吃午饭时，一干人突然闯进来，递给考察团成员一份五张纸的投诉书，上面写的都是谴责共产党不合作、没诚意的内容。陈嘉庚看后，把这份投诉书撕个粉碎，对同行的人说，这就是国民党煽动的证据。

经过此番折腾，陈嘉庚对蒋介石的看法有了变化，认定蒋介石心胸狭隘、没有诚意、缺乏远见。

毛泽东在杨家岭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会见了陈嘉庚。他在窑洞门前早早迎候，为人十分真诚热情，接待的地方非常简陋，甚至很多地方都有些破旧，住所全是窑洞，屋内也只有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低不一，以至于这位见多识广的华侨领袖都忍不住感慨：“盖甚简单也。”

由于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可以参加会见，席位告满。一个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挤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自己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

会晤由华侨学生担任翻译，陈嘉庚注意到，“南洋女学生来，无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又一男学生来亦然。少顷集美学生陈必达来亦如是”。会谈进行时，“朱德、陈绍禹夫妇亦到，诸人安然坐谈，未有起立行礼等项”。

陈嘉庚就我党反摩擦斗争与毛泽东交谈，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以团结求团结。

毛泽东耐心解释：如今的总方针是团结一致抗战，但以斗争求团结，也是一种策略。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还会横遭摧残，统一战线也必将破裂，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甚至可能亡国。毛泽东的回复有理有据、开诚布公，使陈嘉庚明晰了共产党救国救民的政治立场。

陈嘉庚在延安抗大听毛泽东讲课，开始毛泽东坐在长板凳上，迟到的人看到主席的板凳上有空位就挤上去，又再来一人，主席又让座，最后就站着讲。

此后，陈嘉庚多次与毛泽东共同探讨国家大事、共进晚餐，两人从孙中山说到了三民主义，再到国民党，还谈及了对日本侵略战争的看法，以及国家未来的发展构思。毛泽东谈吐中尽显领袖风范，文韬武略、经天纬地的才智和个人魅力深深打动了陈嘉庚。

从延安归来后，陈嘉庚高兴地对马来西亚爱国侨领庄明理说：“我未访延安前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许多大事，此人现在正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

1949年2月，在接受美联社星洲分社主任马斯特逊采访时，陈嘉庚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和蒋介石的为人完全不同”的好领袖，是“一个有远大眼光的人”。

双方的餐桌天壤之别

有资料记载：蒋介石为了讨好陈嘉庚，特拨8万元经费用于接待，当时这笔钱能买800头牛！每天的宴席，炊金馔玉极尽奢靡，高官们在觥筹交错之间，大谈“坚持抗战、共克时艰”，陈嘉庚亲眼见到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竟是战时重庆大小官员的常态。无奈，考察团连续三天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罢宴声明：“侨胞使命注重实际工作，所有其他应酬概行谢绝，仅布区区，诸祈公鉴，并希原谅。”

在国统区，陈嘉庚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用山珍海味招待。云南省主席龙云招待陈嘉庚的菜肴，让他颇感意外：“是宴酒菜均特殊，菜中有象鼻一味，为生平未尝食。”他认为“此等虚浮乏实，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耳。”

在延安，毛泽东在考察团抵达后的第二天宴请了陈嘉庚。

关于这次宴会，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这样记载：“筵仅一席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巾，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上，适风来被吹起即弃不用。”

延安各界热烈欢迎陈嘉庚

桌上的主食是延安珍稀的大米和小米混蒸的 “二米饭”，菜是自己种植的几样蔬菜，唯一的“硬菜”，是一人一碗鸡汤，一顿饭只花了几毛的作料钱，真是“一碗汤里见兴亡”。

对这简陋到极致的伙食，毛泽东略带歉意地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我也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隔壁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专门送给我的。”按照陕甘宁边区官兵差距很小的津贴标准，毛泽东每月津贴仅为5元，菜金仅为3元。看着毛泽东诚恳的笑容，陈嘉庚从简单的伙食中品味出了与国民党不一样的东西，让素来勤俭节约的陈嘉庚倍感亲切，便意味深长地对毛泽东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据《南侨回忆录》记载，在延安的7天，考察到哪，往往就在哪里就餐，都是比较简单的。毛泽东先后数次到陈嘉庚住宿地拜访恳谈，一起就餐。唯一的特殊化是餐桌上有延安本地少见的大米饭，最好的菜也就是鸡蛋。

尽管蒋介石再三提醒陈嘉庚“勿受欺骗”，但延安之行让这位爱国人士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

双方的作风截然不同

除了孔祥熙身为政府高官公然私营企业的事情外，国民党的小人物也一言难尽。陈嘉庚到重庆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专供了一辆汽车外出使用。没多久他们就发现该司机虚报冒领，而且屡次交涉无效，只好将其辞去。几天后，陈嘉庚要用车，没想到来的依然是那个司机那辆车。该司机贪婪如故，每日还要5元茶钱。对此，陈嘉庚感慨道：“至用油虽多，乃政府之事，我何必干预。第花费无度，不忍坐视不言，不图屡言亦无效。如此足知重庆官员，费用公共物件，似无关痛痒，由下人自由出入耳。”

国民党军队壮丁的悲惨命运使陈嘉庚震惊。在行程中，“见路旁有两死尸，其一全身无衣服。据同行宪兵言：‘该尸系壮丁病死，衣服被押官取去，在途逢相当平民，就被拿去抵额，将衣服与穿，故民众多有中途失踪者。’”“壮丁用绳索缚联，此为余亲见之。”

陈嘉庚在重庆实地考察了一个多月，“所闻不外是官吏营业，机关滥设，特务横行，民不聊生；所见长衣马褂，脂粉旗袍，灯红酒绿，车马如龙；倡‘新生活’而污秽满目；夸‘民主’而钳制舆论；谈‘抗日’而销售敌货”。“绝无一项稍感满意”。耳闻目睹令陈嘉庚对国家前途深感忧虑。

陈嘉庚在延安实地考察的日子里，充分融入了当地生活，除了同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会晤外，参加了四次群众性集会；参观了中国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市容和安塞钢铁厂、印刷厂……在延安，陈嘉庚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与学生谈到边区老百姓自己选举村长、乡长和县长时，陈嘉庚提出疑问：“老百姓不识字得多，不会写自己想选的人的名字，怎么选举呢？”同学们告诉他：“开选举大会时，候选人都背对群众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每人身后放一个碗，候选人看不见谁选了谁。监选人按应选出的名额给每个选民发几粒豆子，选民把豆子放到自己所信任的人的碗里。最后，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了。”陈嘉庚听后不禁哈哈大笑，风趣地称之为“豆子选举”，认为它体现了民主的良好作风。

在抗大三分校，陈嘉庚发现，正打球的学员看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没有列队行礼等繁文缛节，反有学员高呼“总司令来比赛一场！”只见朱德兴致盎然地脱去外衣，在球场与学员共赛。他还看见，一次吃饭时，朱德晚到，便自己盛了饭，夹杂在勤务兵中狼吞虎咽吃得非常香甜。人人平等的生动场景让陈嘉庚很是感慨。

陈嘉庚先生（中）在延安

延安的社会风气和人民的精神面貌，也令陈嘉庚欣慰。“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国福民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预言的诞生和证实

陈嘉庚一行从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城南门，6月8日离延东行，停留了7天8夜。共产党人的清廉、简朴、民主、平等的作风及军民水乳交融的情景折服了陈嘉庚。他将重庆与延安，国共两党、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了一番实实在在的比较之后，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心中的一些“疑团”也解开了，政治立场发生重大转折，他对随行者说：“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0年12月15日，陈嘉庚回南洋路过缅甸仰光，在当地华侨欢迎会上大声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后对友人说：去年新加坡各社团联合欢迎我，我的演讲措辞是相当悲观的。我曾说，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回国实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许多大事了。

1941年1月，陈嘉庚在新加坡万人欢迎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在陈嘉庚的影响下，海外华侨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大陆。统计数据表明，华侨的捐款总额达到了13亿元国币，侨汇达到95亿元以上，占当时中国军费的43%。而这些捐款捐物的绝大多数，来源于东南亚华侨。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充分肯定“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充分应验了陈嘉庚先生当年的预言，那句“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久久地回荡在历史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