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飒｜良知一旦被点燃，势不可挡，死而不惜

索飒（黑色上衣者）在墨西哥恰帕斯某印第安村落

以“1492”为象征的15、16世纪，对于它们的反复研究，从哪个方面看都不过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已成为现代“通识”，而与之同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长期处于认知层面的边缘：

1511年，今海地岛上十余名来自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修道士，由于无法苟同“征服”过程中对美洲本土居民的残害，集体谋定，在圣多明各一次年末的布道中，推举同道蒙特西诺斯，面对包括哥伦布之子迭戈·哥伦布在内的殖民者听众，发出质问：“他们不是人吗？他们是缺失理性之灵魂吗？你们没有义务如爱尔等己身一样爱彼等吗？”，史称“蒙特西诺斯的呼声”。布道辞的开场白用了《圣经·新约·若望福音》中的一段话“我是在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

这是早于、并深刻于250多年后的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其内容唯一涉及印第安人处，视其为“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敌人）的第一次人权宣言。

1514年，西班牙神职人员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84-1566）在古巴岛圣斯皮里图斯教堂布道时公开谴责对印第安人的奴役，毅然放弃自己所分得的土地和印第安人，自此投身为印第安人谋权利的人权斗争，脱颖成为殖民主义阵营内第一批批判者、反叛者的优秀代表。他不仅从标榜德治的西班牙王室获得，而且被当年的印第安人及五百年以来的拉丁美洲觉悟主体认可为“印第安人保护人”。拉斯卡萨斯用更持久的行动继承了“蒙特西诺斯的呼声”，也是将这一历史事件正式写入史册（《西印度史》）的第一位（在当时也是唯一一位）史家。

索飒：《荒野的喊声》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

作为对上述“质疑”的回应，1550年、1551年，西班牙王室在宗主国的巴利亚多利德召开了囊括众多学士、教士、官员的大辩论。拉斯卡萨斯公开为印第安人辩护，宫廷史官希内斯·塞普尔韦达则据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天然不平等理论和正在诞生中的现代资本主义观念为殖民主义辩解。迄今被誉为国际法先驱的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科·德·维托里亚崭露头角，“第一次替西方列强对外国文明的征服和破坏，阐发了各种技术手段和正当性论证”（埃里克·沃格林）。大辩论跨时两年，争议未果，国王宣布停止继续“征服”直至会议得出结论为止。此举被西班牙当代历史学家亚美利哥·卡斯特罗称为“西班牙人抵达的光荣顶点”。

真实历史远比寥寥几行的例举丰富，且事关重大：五百年前的这一幕是否可称近代史上第一场种族灭绝，仍系悬案；这一幕呈现的“问题”与今日之世界几乎能条条对照，因而息息相关。

巴利亚多利德辩论（剧照来自西剧《卡洛斯帝王》）

拉斯卡萨斯是一个实践者、思想者、著述者。尽管他的史著文论在身后被屏蔽三百年之久，今天，世界上对于他的译介、评论（比如，日本岩波书店于1981至1992年期间出版了长南实翻译的《西印度史》全书）蔚为大观；但同时，中伤、贬低、继续使其边缘化的阴影依然浓厚。他的招致人爱，与招致人恨并驾齐驱。

二三十年前，我曾在《读书》杂志介绍过拉斯卡萨斯，又于《丰饶的苦难》一书里以独立篇章再次书写。但是，始终未能让他的文本直接与读者见面。这就是拉斯卡萨斯《西印度史》选译评注本（题为《荒野的喊声》）之由来。我以为，直接的文本呈现（当然不得不经过翻译）是最忠实的介绍。

并未跳出中世纪的拉斯卡萨斯曾寄大期望于说服国王颁布新政，因此在他留下的大量文字中，有许多呈交国王的信札、报告、备忘录、建议，也有一些篇幅不大、但内容密集、涉及重大法理的策论，如《论使万国之人趋向真正宗教之唯一方法》《三十条法律建议》《忏悔手册》《关于王权》《秘鲁珍宝》《论十二条疑问》等。其中，《西印度毁灭述略》是拉斯卡萨斯生前出版和广为散发的一本书，已有汉译本。《述略》对殖民主义行径的猛烈披露以及作者慷慨激昂的言辞，使拉斯卡萨斯在庸碌的世间被定格为一种单薄的斗士形象，也有人质疑是否为其本人所撰写。

《西印度史》与另一部《辩护史概要》是两部巨著，其题材和体裁与拉斯卡萨斯的其他著述很不相同。《荒野的喊声》选译的章节即取自《西印度史》。这两部巨著原本为一部，后作者将其分为两部书，前者形成一部涵盖探险、“征服”、殖民、美洲自然、人文的编年史，其中有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后者则是被今人比做文化人类学的、对印第安文明的专门描述，即针对殖民主义的污蔑而为印第安文明进行的辩护。在中世纪众多的“辩护论”、“护教史”中，这一册为“野蛮人”所做的热情洋溢的辩护史，犹如痴人呓语。

假如当年能努力获得《辩护史》的版本，也许我在此介绍的这本书就将是《辩护史概要》选译评注本，它是我想象中更适合介绍给读者的拉斯卡萨斯著述。当然，即便采取了编年史的体例，《西印度史》也处处溢出对印第安人的爱护，对殖民主义者的，并时时引导读者参阅《辩护史》中的详细描述。

去世前，拉斯卡萨斯决定将《西印度史》全部手稿存放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的圣格雷戈里奥修道院内，留下一封作为遗言的信件，希望“自即将来临之1560年起之四十年期限内，无论何时均不得允许院内、更不允许院外任何世俗人士阅读此《历史》，对此我将良心托付于诸君。四十年后，若视时机于印第安人及西班牙有益，方可付梓，以彰显上帝之荣耀，并使真相告白于世间。除极谨慎人士外，不宜将此《历史》给与学院人士广泛阅读，以免它在不适宜的时刻提前问世，遭人利用。”拉斯卡萨斯的良苦用心隐现于字里行间。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

不幸的是，由于西班牙体制派的阻挠和在今天被叫做话语权的世俗偏见，《西印度史》迟至三个世纪后才得以出版（据我查阅，其他同时代作者的各种史作，在权势的赞助下，纷纷于截稿后的不久面世）。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拉斯卡萨斯和他的《西印度史》一直受到各种贬抑和封锁，甚至其史学家地位也遭质疑，但这部手稿自1571年即被西班牙皇家西印度事务院违背拉斯卡萨斯的遗愿从修道院取出，辗转易手，最后交给国王费利佩二世（即菲利普二世）的首席史官安东尼奥·德·埃雷拉。这位并不完全赞同拉斯卡萨斯批判观点的宫廷史官却在撰写使其享誉世界的巨作《卡斯蒂利亚人在大洋海各岛屿及大陆地区的活动通史》（17世纪初出版于马德里）中的前三十年“征服”史时，利用并很可能抄袭了拉斯卡萨斯手稿中的宝贵内容。

《西印度史》直到1875-1876年才有了第一个印刷版本，此前有过几种手抄本，拉斯卡萨斯在世时亲自核对了最早的一部手抄本中的前几册。1875年印刷版本在富恩桑塔·德尔·巴列侯爵与何塞·桑乔·拉永先生的资助下出版于马德里，依据的是晚期的手抄本，出于谨慎，编辑时与拉斯卡萨斯本人校对过一部分的最早手抄本进行了比对。根据这第一个《西印度史》印刷版本，后来又陆续有了1877年的墨西哥版，以及1927年的马德里版。直至上个世纪初，马德里国立图书馆获得了《西印度史》的拉斯卡萨斯原始手稿。此后，依据手稿出版的印刷版本先后为1951年墨西哥版，1957年马德里版，以及1986年的委内瑞拉“阿亚库乔文库”版，阿亚库乔文库版系《荒野的喊声》所依据的版本，三卷，417章，1600多页。

1875年印刷版《西印度史》，在富恩桑塔·德尔·巴列侯爵与

何塞·桑乔·拉永先生的资助下出版于马德里

在三大卷《西印度史》中，《荒野的喊声》精选了一些章节、段落，分为11节，译文内容及评注文字涉及：

史学的目的，他者的角度，古典基督教普世人道主义，国际法，“正义战争”论，信仰传播与民族国家利益，西班牙式民主，被压迫者的社会学、人类学，殖民主义文人的角色，黑奴问题与种植园经济，金融资本主义，分而治之的殖民主义策略，被侵犯者反抗的正当性。

拉斯卡萨斯半生生活在美洲,思想和行为须臾没有离开他所关注的印第安人命运。融入式的实践，是将他塑成伟人的重要条件。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继承了拉斯卡萨斯的遗训，《解放神学》一书的著者，不久前去世的秘鲁神学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在研究拉斯卡萨斯的著作《追寻基督耶稣的穷人们：论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思想》中这样写道：

与非基督教世界的接触,使拉斯卡萨斯对上帝在这个世界的行为更加敏感，使他能够肯定一些人类的价值，并从中看到通向宗教真理的不同方式。

……

思考并不是在讲一门功课的课堂上产生的（当然这种思考过程也是严肃和令人鼓舞的）。但是，在拉斯卡萨斯身上所发生的，是另一种思考过程。他对于信仰的理解来自远离发达神学理论中心的西印度本土居民每天的苦难现实。他试图以福音精神照亮这些现实，并以这样的方式理解应该怎样做一个基督徒。

古斯塔沃·古铁雷斯在《解放神学》中提出了源于古希腊文的ortopraxis，我试将之译为“实践正道”。但是，实践正道并不单是人的在场，多年身处美洲的各色人等，包括理应慈悯的宗教人士和应能理解的学士文人，都远远没有成为拉斯卡萨斯。

拉斯卡萨斯并不是一个先知先觉的奇人，他在“蒙特西诺斯呼声”的三年之后，才获得了彻悟，迈出了反叛的第一步，其间见证了殖民主义分子对古巴岛本土居民的大屠杀。纵观拉斯卡萨斯一生的言、文、行，他并没有大量获得欧洲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的信息和思维，他所依据的仍然是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为主体的古典伦理和神学思想。

古斯塔沃·古铁雷斯

拉斯卡萨斯所提示的价值，是一种近乎本能冲动的良知，它一旦被点燃，势不可挡，死而不惜。由良知激发，他产生了巨大勇气，在祖国如“日不落帝国”的民族国家新生时代，他敢于发出如下谶语：

皆因我辈所行之暴力与暴政，上帝必降怒火于我辈之顶，遣他国对吾国行吾国曾于西印度所行之事，终使吾国为他国所灭，一如吾国曾灭西印度。审判之日，位于上帝右手一侧者，或更为我辈百般蔑视之彼等，而非我等。此一想法应使我辈日夜惊惶不已。

由良知激发，他的思想超越凡俗，在“收复失地”的十字军全面胜利、宗教裁判所一言九鼎的天主教唯一时代，他冲决欧洲中心，直言文化多元。巴利亚多利德大辩论的会场上，当印第安人行“活人祭”仪式的敏感话题被提出时，拉斯卡萨斯心急如焚，脱口而出：“说墨西哥人每年用５万人作祭祀，这是谎言！他们每年只牺牲20个人，还不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每年烧死的人多！”同时道出的骇人思想还有：祭祀是宗教礼仪，比起以牲畜、瓜果奉献神灵来，活人无疑是最珍贵的牺牲品；活人祭是印第安人虔信程度的证明。也许，被祭祀的活人可以与基督教史上的烈士相比。

五百年前的拉斯卡萨斯呈现了一种人格的激烈，良知的魅力。也许，正是这样一些耀眼的人格，在历史的长河中标志了风云交替的时代。微笑着走向凤凰涅槃的反战军人，饥饿中以木棍击打无人机的游击战士，是不久前逝去的形象。人们的眼球盯着他们，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推动，而是因为对心灵的撞击。

良知（或曰同情心）的对面是智慧（或曰理智、工具理性）。二者都是人类心智的结构性存在，它们的携手和对弈在历史的前行和倒退中，演绎丰富的活剧，激发复杂的思考。印第安人曾认为机器中暗藏魔鬼，这种念头看似幼稚。西班牙语中，缘自古希腊语的ingenio意为启迪发明创造的“智慧”，它可以引申为“机器”，在美洲，它又可转义为压榨奴隶血汗的“榨糖厂”。看来，印第安人的古怪念头也不可小觑。

当“智慧”的极致终于引诱魔鬼出世，良知蒙尘，世风诡异。需要祛魅：智慧的正道不能离开良知的辅佐和复兴。

上个世纪初，一位秘鲁诗人（冈萨雷斯·普拉达）写过如下一段话：

哪里没有正义和仁慈，哪里就没有文明；哪里宣布生存竞争是社会法则，哪里就充斥着野蛮。如果保留着一副老虎的心肠，获得亚里士多德的智慧又有什么用呢？如果长着一颗猪的灵魂，象米凯朗基诺一样有艺术天赋又有什么意义呢？将艺术或科学之光撒满大地，不如让仁慈的蜜汁渗入大地腹心。如果在一个国度里，行善已从义务变成习惯，仁慈的行为已成为一种本能的反应，这样的社会才能被称之为高度文明的社会。

冈萨雷斯·普拉达

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在人性问题上的直率，如同拉斯卡萨斯穿越五百年荒野的绕梁余音。

直到辞世当年，拉斯卡萨斯仍然在向新当选的教皇皮奥五世递交为美洲本土居民请命的呈文，希望教皇要求身处美洲大陆的主教们，“即使抛洒鲜血”也要保护“本土居民的正义事业”。他晚年为之奋斗的一件大事，是反对1545年在秘鲁发生的将“委托监护制”私有化、永久化的举措。这个举措意味着国王将“委托”给殖民者的土地和印第安奴仆永久出卖给殖民者和他们的后代。当费利佩二世终因国库匮乏决定出售时，拉斯卡萨斯明白劫难已不可挽回。晚年的拉斯卡萨斯彻底落入悲观的神秘主义心境，遥望着“那片不幸的印第安大地”。

拉斯卡萨斯最后的执著与悲愤，从往世和来世的两头观照着今人。

在《荒野的喊声》里，《西印度史》的选译部分采用了半文半白的行文，期望读者有阅读古人的隔世感。译者的功力不足使译文部分读起来或许有生、涩之感，事先请读者原谅，并等待更理想的译本出现。拉斯卡萨斯的时代不仅是历史的重要分野，也是思想意识从古代到现代的跳跃阶段，每一个问题的提出，其实都牵动古今，它们所涉及的一些专业领域，非评述者的能力和精力所能企及。加之，《荒野的喊声》确系大海一滴的精微选译，这一点，会影响评述内容的准确。因此，评述部分只是作者依心思和眼界而实施的发挥，希望它们唤来见仁见智的后续批评和拓展。

索飒

2024年秋

索飒，1950年生于南京，20世纪60年代作为“知识青年”曾于北疆蒙古草原“插队”放牧，70年代就学并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80年代末起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曾于墨西哥学院（El Colegio de México）、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西班牙康普顿斯大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留学、进修。曾担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美洲纪要》（Cuadernos Americanos）杂志国际委员会委员，古巴“何塞·马蒂文化协会”荣誉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著有《丰饶的苦难》、《把我的心染棕》《彼岸潮涌》《思想的旅游》《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箭离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