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投城市合肥VS科技之都深圳：谁才是创新“真王者”？

城市发展有没有“标准答案”？深圳和合肥，给出了不同的解题思路。

深圳，从边陲小县成长为全球创新高地，其成功经验已被反复剖析——市场主导、开放包容、科技引领，展现的是“自下而上”的民营经济活力。而合肥，这座曾经低调的中部城市，近年来却以“国资领投+精准招商”的主动布局，培育出京东方、长鑫存储、蔚来等战略性产业，被冠以“最牛风投城市”的称号。如果说深圳是市场自发与全球化红利的产物，那么合肥则展示了地方政府如何以科学决策和长期主义，主动塑造产业生态。

这两种模式看似迥异，却共同揭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制度创新、开放协同与科技突破的深度融合。深圳的“试验田”精神与合肥的“链长制”实践，恰如中国改革发展的双轨——一条依托市场活力与全球资源，一条深耕政府引导与本土产业链。它们的对比，不仅能让普通读者理解城市发展的多元路径，更能为政策制定者与企业管理者提供关键启示：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动态平衡中，如何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

本文关于合肥模式的分析内容，主要基于中信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合肥有模式吗？一座城市的创新实战案例》。该书由中国科技大学刘志迎教授团队历时三年研究，联合赞家科技合作完成，通过十个维度系统解析合肥模式。

当我们聚焦资本招商、新能源车、低空经济等关键领域时，深圳与合肥的对比不是产业之争，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两种发展范本的生动对照。它们的经验，值得每一个关注城市未来的人深思。

一、深圳与合肥，市场原力与政府算法的碰撞

深圳的政府引导基金以市场化运作为核心，深创投和天使母基金的成功在于政府“搭台”后，迅速退居幕后，让专业机构主导投资决策。深圳拥有成熟的资本市场和活跃的民营经济，创投机构在项目筛选、投后管理和退出环节高度自主，政府更多是提供政策支持和初期资金，而非直接干预。这种模式使得深圳的创投生态高度市场化，资金效率高，培育出大批硬科技企业，并依托深交所实现高效退出。

相比之下，合肥模式更强调政府的深度参与，尤其在重大项目引进阶段，政府不仅是出资方，还直接参与产业规划。深圳则更注重培育本土创新土壤，政府通过天使母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早期科技企业，而非直接招引成熟项目。深圳的优势在于市场化退出机制成熟，而合肥则更擅长通过“以投带引”快速形成产业集群。

合肥的政府投资基金以“产投联动”闻名，典型案例如京东方、蔚来、长鑫存储等，政府不仅出资，还深度参与企业落地和产业链构建。合肥模式的核心是“以投带引”，通过国资平台直接投资关键企业，并围绕其布局上下游，快速形成产业集群。这种模式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成效显著，但政府承担的风险也更高，需依赖精准的产业研判能力。

两城模式并无优劣之分，深圳模式的核心逻辑是“市场主导+生态培育”，政府通过基金引导而非主导，最终形成自发的创新生态；合肥模式则是“政府主导+精准招商”，通过重大项目带动产业链崛起。两城的差异正体现了中国创新驱动的两种路径：内生孵化与外生引进。

二、深圳与合肥，谁是新能源汽车第一城？

深圳新能源车绕不开比亚迪——这家从电池代工起步的民营企业，用20年完成从“技术跟随”到“全球销冠”的逆袭。政府并未直接注资比亚迪，而是通过市场化机制为其铺路：2010年率先推出新能源车补贴政策，2014年要求出租车电动化率超30%，2018年以充电桩“百公里覆盖密度”破解里程焦虑。深创投等机构则通过投资贝特瑞（负极材料）、德方纳米（磷酸铁锂）等企业，为比亚迪构建本土供应链。这种“政策引导+生态协同”的模式，让比亚迪在2023年以302万辆销量登顶全球，印证了深圳“放水养鱼”式产业培育的韧性。

深圳对新能源车的支持不止于企业层面，更擅长通过制度创新破解行业共性难题。面对充电桩建设中的物业阻力和电网压力，深圳2017年首创“充电设施强制配建”政策，要求新建住宅停车场充电桩覆盖率不低于30%，并推出“统建统营”模式（由国企牵头整合零散车位），2023年全市建成超20万个公共充电桩，车桩比达2.4:1领跑全国。在自动驾驶领域，政府划定坪山全域开放测试道路，允许比亚迪、元戎启行等企业开展L4级路测，这种“底线监管+场景开放”的策略，使深圳在2024年率先发布智能网联车地方标准。相较于合肥的集中式投资，深圳更注重构建“企业创新-政策响应-标准输出”的迭代闭环。

合肥的“蔚来”则展现了另一种可能：2020年蔚来深陷资金链危机时，合肥建投联合国资平台注资70亿元（持股24.1%），并承诺“五年内打造千亿产值新能源车基地”。政府不仅提供资金，更以“链长制”统筹资源：引入大众安徽（持股50%）、国轩高科（电池）等企业，在巢湖岸边规划50平方公里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甚至为蔚来定制“45天完成工厂审批”的超常规流程。这场“精准外科手术”成效显著：2023年合肥新能源车产量达74万辆，拉动上下游产值超1700亿元。

合肥模式的成功不仅在于敢“豪赌”，更在于构建了风险防控体系。同步引进比亚迪、大众等一批汽车企业，利用开放场景引来锂电池企业、太阳能光伏企业和一批低空经济企业。合肥正在集聚一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向更大的产业集群迈进。

三、深圳与合肥，无人机之都与后起之秀

深圳作为“无人机之都”，在全球低空经济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其核心优势在于以大疆为核心的无人机生态圈，覆盖了从生产制造到技术研发、软件开发、商业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大疆作为全球消费级无人机的主要提供商，每年在无人机专利和技术创新方面保持领先地位。此外，深圳还积极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如美团、顺丰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末端配送试点，进一步推动低空经济的实际应用。

深圳的低空经济发展得益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布局。作为我国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深圳率先在低空经济领域进行顶层设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产业发展。

合肥近年来积极布局低空经济，通过政策规划和产业链完善，逐步成为低空经济领域的一颗新星。合肥市相继发布了《合肥市低空经济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和《合肥市支持低空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明确了低空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合肥的低空经济产业链已经覆盖了上游原材料、零部件制造，中游装备制造，以及下游应用的完整链条。

合肥的低空经济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拓展。合肥的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已经覆盖了低空旅游、低空物流、低空巡检、青少年赛事等多个领域。此外，合肥还在推动低空经济领域的研发和创新，专利申请和公开数量保持较高水平。通过政策支持和企业集聚，合肥正在逐步缩小与深圳的差距，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

合肥的低空经济发展模式注重政策引导和产业协同。通过政策支持，合肥吸引了大量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入驻，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同时，合肥还积极推动低空经济与农业、物流、旅游等传统行业的融合，探索低空经济的多元化应用场景。尽管合肥的低空经济起步较晚，但凭借政策优势和创新能力，正在快速追赶，有望成为低空经济领域的重要一极。

深圳和合肥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布局各有特色。深圳依托大疆生态圈和完善的产业链，在全球无人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其技术创新和应用场景的丰富度领先全国。合肥则通过政策规划和产业链完善，逐步缩小与深圳的差距，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

在中国城市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深圳与合肥恰似两条奔腾的河流——一条源自市场的原野，滋养出民营经济的参天森林；一条发轫于政府的蓝图，浇筑起产业链的钢铁长城。《合肥有模式吗？一座城市的创新实战案例》以刀刃向内的研究姿态，撕开了城市发展范式的理论迷雾。

当深圳以市场化基金培育出大疆、比亚迪等原生巨擘，合肥则用“产投联动”锻造出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不是非此即彼的路线之争，而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交响。

对于关注城市竞争与产业变革的读者而言，《合肥有模式吗》的价值不仅在于解码合肥，更在于提供了一个穿透性的观察框架：城市发展既需要深圳式的“冒险家精神”开拓无人区，也需要合肥式的“战略耐心”攻克卡脖子工程。二者的碰撞与融合，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最生动的脚注——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永恒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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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有模式吗？一座城市的创新实战案例》

作者：刘志迎

合肥从一个“三五”（5平方千米、5万人口、5家小企业）城市发展成为“新一线城市”和“长三角副中心城市”，特别是21世纪以来，合肥的经济发展速度堪比深圳，引起了全国关注，甚至有海外媒体的褒奖性报道。身居合肥、深谙合肥发展历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志迎教授带领团队，从时间、空间、城市、产业、科技、资本、人才、民生、生态、政策十个维度，分十章内容全面解读了“合肥发展”案例，系统地回答了媒体上关于合肥的各种“争论性评价”。

《合肥有模式吗？》每章都以城市发展相关理论为依据，进行了案例分析点评，并在结语“多链融合的创新发展生态”部分对全书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概括，是一本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作品。本书不仅对研究城市发展理论具有参考价值，对其他城市谋划创新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学习价值。

来源：中国地产基金百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