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特别策划丨探访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清明·特别策划

　　梨花风起，又到清明。

　　连日来，位于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迎来祭扫高峰。人们走进陵园，将深切的缅怀、崇高的敬意，献给长眠在这里的英灵。

　　王建刚老人带着全家人来了。自1935年以来，他们一家三代为红军烈士守墓，整整守了90年。

　　武警四川总队巴中支队的官兵来了。清明时节，他们都在这里开展祭扫活动，给烈士擦擦墓碑，讲讲部队的事，说说心里的话……

　　这座陵园，是全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25048位红军烈士长眠于此，其中仅有7823位烈士留下了姓名。许多无名烈士的墓碑空无一字，只镌刻着一颗鲜艳的红五星。

　　点点红星，殷红如血，闪耀在人们的心头，亦闪耀在历史的长空。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无名烈士纪念园全景。杨闽 摄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内“忠诚”字样绿化景观。杨闽 摄

　　清明时节，记者探访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点点红星耀长空

　　恩情·守护

　　“这是我们一家对红军的承诺，做人不能忘恩”

　　今年72岁的王建刚，头发几乎全白了。记者在陵园采访这天，远远地看见他“拖着”左腿、拄着拐杖，带着家人走进陵园。

　　早年间做农活伤了腿，王建刚上了年纪后腿脚愈发不好。清明时节，他依然坚持爬上高高的台阶，来给红军烈士扫墓：“必须得来，这是我们一家对红军的承诺，做人不能忘恩。”

　　王建刚的父亲王成现早年参加红军。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由陕南进入川东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大巴山深处的人们，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短短两年多时间，12万巴中儿女参加红军，王成现就是其中之一。

　　王成现加入的是红军“童子团”。站岗、放哨、送信之外，王成现积极参与运送伤病员。

　　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期间，先后经历几百场战斗。大量伤病员被送往位于通江县王坪村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救治，因缺医少药，很多将士牺牲。为纪念牺牲官兵，1934年7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医院旁修建烈士墓，并立碑纪念。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因外出送信没来得及赶上队伍，王成现遗憾终身。“红军是救星，红军是恩人……”他在心里许下承诺：一辈子陪伴长眠在这里的战友。

　　王建刚还记得儿时看到父亲为红军烈士扫墓的情景：“他几乎每天都要到陵园去，拔拔墓前的草，或只是坐下来，静静地陪他们待一会。”

　　1981年，重病住在医院的王成现坚持要出院，“到陵园去看看”。那天，王成现坐在陵园的台阶上，嘱咐儿子：“等我‘走’了，你也要经常过来，扯扯草、扫扫叶子。我们子孙后代都不能忘恩。”

　　就这样，王建刚接下父亲的“扫帚”。他家离陵园很近，几乎每个清晨，他都会来陵园转一转，“看望了烈士，这一天才算真的开始”。

　　2011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对陵园进行改扩建，将分散在通江县多个乡镇的50处散葬烈士墓中的17225名红军烈士遗骸迁葬至陵园。扩建后的陵园正式开园后，王建刚专门打了父亲最爱的玉米酒，到坟前告诉他这个好消息：“现在英烈安息的地方越来越好，咱家生活也越过越好……”

　　让王建刚欣慰的是，在他的耳濡目染下，3个儿子对红军烈士也有着深厚的感情，经常来陵园义务守护。

　　记者采访这天，正巧碰到当地一所幼儿园组织孩子来陵园扫墓。看到身穿红军服、头戴八角帽的“小红军”，王建刚主动上前，给孩子们讲起红军故事。队伍里静悄悄的，孩子们听得很认真。

　　无名·有名

　　“长眠在这里的每一位红军烈士，都是我的亲人”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内的无名烈士墓碑。陶宏健 摄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有一面烈士纪念墙，上面镌刻着7823位烈士的姓名。何水娃子、周兴娃子、田桃女子……镌刻在上面的7823个姓名中，有202个“娃子”，76个“女子”。

　　“娃子、女子，是川陕地区对未成年男孩女孩的称呼。”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管理局宣传教育部主任李晨曦告诉记者，安葬在这里的红军烈士大部分没有留下后代，最小的牺牲时只有11岁。

　　今年清明节到陵园扫墓时，来自武警四川总队巴中支队的张伟，在烈士纪念墙前献上鲜花。2020年随队到这里参加祭扫活动时，张伟在纪念墙上找到一个家族寻找了数十年的名字——“张廖氏”。

　　“张廖氏”即“廖安秀”，是张伟的外高祖母，也就是他外公张国政的祖母，是陵园里为数不多留下姓名、育有后代的烈士。

　　保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纪念馆的《四川省通江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上，记载着廖安秀的信息：她出生于1912年，1933年2月参加革命，1934年8月被敌人杀害，牺牲时是通江县平溪乡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

　　更多有关廖安秀的故事，来自一代代家族成员的口口相传。廖安秀唯一的儿子张科于听家里长辈提起，在他3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家参加革命。一次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敌人威逼利诱她退党，但母亲宁死不屈。

　　廖安秀参加革命的原因是什么？张科于把自己了解的情况一遍遍告诉儿子张国政，张国政又告诉外孙张伟：“当时家里穷，饭都吃不起，红军来了，给家里送了两把粉条。大家都说，这是什么军队啊，还给我们送吃的……”廖安秀就这样怀着“让穷人过上好日子”的向往，参加了红军。

　　在烈士纪念墙上找到外高祖母的名字后，张伟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外公：“他年纪大了，又有高血压，我怕他一激动身体受不了。”但张国政还是从其他家人口中知道了消息。“70多岁的外公瞒着家里人，一个人坐了1个多小时的大巴来到陵园祭扫。他平时很少出门，又不太会用手机，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来的。”张伟说。

　　第二年春节前夕，全家人陪着张国政，再次到陵园祭扫。此后每年清明节，张伟都会在烈士纪念墙前献上一束鲜花，表达全家人的追思。

　　张伟告诉记者，烈士纪念墙上虽然有外高祖母的名字，但年代久远、情况复杂，很难确定外高祖母埋在哪座坟茔。

张伟面对烈士纪念墙敬军礼。田雲啸 摄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红军烈士集墓前摆满鲜花。王百越 摄

　　“没人说得清到底哪一座坟茔埋着外高祖母。对我来说，长眠在这里的每一位红军烈士，都是我的亲人。”献上鲜花后，张伟面对烈士纪念墙，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信仰·希望

　　“那一大片柏树和沙树，是我们60年前种下的”

　　2018年，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联合多家媒体，共同启动“红色血脉——寻找革命烈士后人”公益活动，为安葬在陵园的红军烈士寻亲。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管理局局长黄飞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为50位烈士找到亲人。陈自岗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约1000公里，是四川省巴中市到河南省信阳市的距离，也是陈自岗烈士与家的距离。1932年10月，陈自岗随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家乡。第二年底，他在守护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牺牲，年仅23岁。

　　多年来，陈自岗的家人只知道他入川后牺牲，不知道葬在哪里。“过去每年祭祖，要给亲人上坟，我们只能对着四川的方向，呼喊他的名字。”陈自岗的孙子陈军说。

　　2018年，陈军偶然从手机上看到“红色血脉——寻找革命烈士后人”公益活动发布的为8位河南信阳籍红军烈士寻亲的消息。其中一位“陈自刚”烈士，引起陈军的注意。陈军听家人讲，爷爷牺牲在“大石山”，而这位烈士牺牲在“大面山”。

　　名字和牺牲地都只有一字之差！陈军立刻与活动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不久，陈军收到回复：经多方信息比对，“陈自刚”就是陈军的爷爷陈自岗。

　　坐飞机、转高铁、乘大巴……10多天后，陈军一家辗转来到陵园，看到爷爷的墓碑。回到信阳，他将从爷爷墓前带回的一抔土，撒在自家祖坟。

　　几日采访下来，除却这些相对完整的故事，还有一些记忆的片段，撞击着记者的心灵——

　　记者随武警官兵去看望108岁老红军杜国榜。老人年事已高，甚至“不记得一天吃了几顿饭”，可他紧紧攥着武警官兵的手说：“你们要永远跟党走。”

　　70多岁的王坪村村民李心端告诉记者，他上小学的时候，村里、学校就经常组织学生到陵园植树。指着陵园入口处的一片树林，李心端感慨道：“那一大片柏树和沙树，是我们60年前种下的。你看它们绿莹莹的，长得多好。”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顺着李心端手指的方向，记者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一群又一群孩子来到陵园，种下信仰和希望，满怀憧憬走向未来。